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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首先请您谈谈经济新常态下什么是最重要的，人们的思维要做哪些转变。

　　厉以宁: 新常态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方面首先反映出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曾经在10%以上，或者长期保持8%、9%，最近到了百分之七点几，有下滑的趋势。实际上，超高速的增长从来不是经济的规律性现象。我们曾经有过比较高速的增长，但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第一个代价是资源加快枯竭，第二是生态破坏，第三是产能过剩，第四是低效率。除此以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弊病，就是错失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技术创新的机会。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所以现在经济增长可能会降下来，这是正常现象。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讨论时，很多人认为7%已经是高的了，即使过几年降为百分之六点几，这算低吗?不算。

　　要知道，GDP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以英国GDP的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为例，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全世界第一，比当时的英国大多了，但英国GDP的结构跟中国不一样。1840年英国的GDP中，钢铁、机器设备、蒸汽机、铁路、车辆、铁轨，都是英国当时输往西欧大陆的主要产品，因为西欧大陆的工业化比英国晚好几十年，它们需要英国的技术设备等。再说，英国当时棉布是机器制造的，而中国呢?手工纺织，中国的GDP主要的是农产品及手工业品。英国交通工具已经是火车跟轮船了，而中国是马车跟帆船。中国出口的还是茶叶、瓷器、丝绸、桐油及手工纺织的棉布。所以，这种情况表明结构比总量重要。同样的，人口资源也是结构问题，中国当时号称4万万人口。英国才一千多万人，可是英国的小学普及了，新办了大量的中学和大学。英国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研人才、工程师、技术专家、经济管理以及金融人才。中国人口多，可是结构不行。农民、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那时候的中国人，有几个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懂得经济管理、金融专业呢?可见，一定不要追求总量，而要使结构完善。

　　总之，在新常态下，即使我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甚至百分之六点几，在全世界仍然是居于前列的，结构合理了，有利于今后的稳定增长。

　　记者: 您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中，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需做哪些改变?

　　厉以宁:首先，不要再给经济增长率规定硬性指标了，而应采纳软指标。比如说，过去我们定下8%GDP增长目标，全国上下都为8%而奋斗。发达国家是用软指标的，软指标是预测值。比如，经济增长率预测为5%，但是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以后，可能完不成，就调整预测，预测降为4.6%左右。实践证明，采取软指标有很多好处。硬指标则形成了给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压力，结果可能会弄虚作假，或者不顾成本拼命地增加产值。

　　中国经济中有两个指标比增长率重要，一个指标是失业率，另一个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这在世界上是通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把这两个指标放在重要位置。比如失业率可控制在4%～5%，超过5%，一定要采取措施。通货膨胀率在3%～4%或者以下，社会可以承受，过了这个线也一定要想办法。因此，我们应当看重的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而不要硬性规定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应该多少多少。如果增长率改为软指标的话，会给新常态下的经济带来内生活力，这也是经济学界很多人的意见。

　　记者：这些年来，您一直在呼吁经济转型的问题，您的新书《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深刻系统阐述了转型与金融改革的关系和使命问题。请您谈谈经济新常态下，金融业应当怎样进行转型与改革?

　　厉以宁:中国经济处于双重转型中，即一方面进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进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两种转型是重叠的，金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在转型期间，正因为市场体制下经济运行的机制不完善，经济总是呈现较大的波动，于是长期存在“投资冲动怪圈”现象。盲目扩大投资，增加信贷额，从而造成了货币流通量过多，导致投资拉动的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压缩投资，压缩信贷，货币流通量减少了，物价上涨的趋向终于被抑制住了。但又出现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如此周而复始，大起大落，大升大降，“投资冲动怪圈”现象始终没有摆脱。

　　从这里就会看出深化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从中国金融业的现实情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作用的角度来考察，深化金融改革的目标应当从总体目标、金融机构目标、金融结构目标三个方面来确定。这是因为，这三个目标分别是宏观的目标、微观的目标和结构的目标，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把改革的任务具体化了。三个目标的结合，反映出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全貌和总的走向。

　　在宏观目标方面，可以概括地说，中国金融体制应当成为以市场调节为第一次调节的体制，市场调节覆盖全社会。中国金融体制同样应当成为以政府调节为第二次调节，即高层次调节的体制，政府调节也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高层次调节之间的关系是：凡是市场能够做的，就让市场去做;市场做不了的，或市场做不好的，由政府去做。换言之，政府的高层次调节尽管也是覆盖全社会的，但市场能做的都由市场去做，政府只做市场做不了和市场做不好的事。具体地说，像有关金融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金融监管，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货币发行，外汇管理，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护，有关金融的总体规划，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和经营方针，这类工作就只能由政府去做，因为市场调节是做不了的，力所不及的。

　　在微观目标方面，主要是界定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目标及任务。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目标及任务，总的说来就是争取达到最佳效益。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可能有些冲突，商业性金融机构必须善于协调，并能通过努力，做到二者兼顾。以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农户的贷款为例，这类贷款往往成本较高，企业效益较少，但由于贷款帮助了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社会效益很好，这同样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一大业绩。如果商业性金融机构能够努力降低成本，扩大服务领域，是可以兼顾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