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投资联动，支持科技创新型小企业成长。具体做法是：银行选出成长性良好的科技创新型小企业，由私募股权基金甄别后，投入资本，然后银行配合贷款，科技部门给予贴息;银行还提供顾问服务，帮助其上市和避险保值等，从而初步搭建起商业银行、科技创新型小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之间的合作平台。

　　四是强化中间业务，调整银行的盈利结构。这是在银行之间竞争加剧和纷纷介入民间底层贷款业务后，为防止盈利下降而必须及早实行的战略性调整。银行的中间业务包括代客理财、保险业务、证券业务等高附加值的业务。即使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中，也应强化经营特色，做好客户定位和市场细分，形成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记者: 在股份制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中，您一贯力主进行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的改革思路，请您谈谈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当中什么是最关键的问题?

　　厉以宁: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中，随着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推进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在促进结构优化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这已被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所证实。第一个作用反映于增量调整上。增量调整是指，鼓励符合条件的新兴产业企业上市，鼓励符合条件的产能短缺产业企业上市，或者使已经上市的这两类企业扩股增资。第二个作用反映于存量调整上。存量调整是指，通过企业并购或重组，改造产能落后的企业，支持通过技术进步而有较大市场潜力的企业上市或与已经上市的同类企业合并。第三个作用反映于发挥退市机制的功能。例如，迫使一些已经上市的落后企业或产能严重过剩的上市企业退出市场，从而迫使那些仍有希望在较短时间内致力于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上市公司改善经营。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迄今为止资本市场在结构优化方面仍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国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二是增加信息披露，如何促使上市公司公开化、透明化，三是证券监管部门的工作需要到位。四是避免投机过度，股价大起大落，挫伤投资者信心。

　　要让资本市场进一步发挥作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恢复广大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不然这些投资者纷纷撤离资本市场，民间资本闲置了，转移到国外去，那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从宏观层面来看，通常所说的“刹车容易启动难”，为什么说“刹车容易”?这是因为“刹车”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要转向紧缩，财政闸门一关，信贷闸门一关，很快就奏效。为什么说“启动难”?这是因为，市场的启动，掌握在民间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手中，无论政府如何加大油门，市场这辆汽车还是发动不起来。要等到广大投资者恢复了对投资前景的信心，投资才会渐渐恢复。由此可见，要让中国资本市场再次获得人们的信任，不仅需要资本市场自身的健全和完善，而且需要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更多地放在微调、预调上，一定要有分寸，松紧有度。除非在紧急状况下可采取大松大紧措施外，不要造成资本市场的大震荡、大波动，以便让广大投资者恢复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和信任。

　　从微观层面来看，上市公司的质量实际上也涉及人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和信任问题。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上市公司业绩好，透明度大，竞争力强，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上市公司质量下降，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救市措施都无济于事，因为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赖以生存和兴旺的基础。如果向公众隐瞒真相，那就会导致资本市场大动荡的来临。何况，公众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失去信心、信任容易，而要让公众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重建信心、信任，则要困难得多。信心和信任要长期积累才能见效。

　　记者: 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在促进结构优化、资源有效配置以及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呢?

　　厉以宁:最近十多年变化太大了，过去熟悉资本市场的人几乎都为资本市场变化之快感到震惊。我认为资本市场所有的参与者都应当重新认识资本市场的力量，因为变化太大了，理念需要更新。资本市场的力量主要体现于它能把原来闲置于国内各地的民间资本动员起来，汇入资本市场，作为投资所用，而新兴产业的美好前景，技术创新的巨大能量，以及集资、筹资、融资的灵活性和盈利前景则不断地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不妨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投资银行业务的迅速开展。“成也投资银行，败也投资银行”。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不少投资银行脱离实体经济，专门从事金融服务，客户需要什么，投资银行就推出某种金融服务项目来满足客户的要求。但这种“以钱炒钱”的做法却也表明了资本市场的巨大力量。近些年，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很快，路径是向国外的投资银行学习、模仿。总的说来，中国投资银行业务无非有三大块：一是参与收购、兼并、重组;二是帮助企业到国外去融资;三是作为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帮助企业进一步技术创新，进一步开拓市场。必须警惕它们可能发生的风险。

　　第二个例子是风险投资迅速走向专业化。在国际上，风险投资随着高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而推广。中国的风险投资大约开始于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很快，这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中国风险投资的机会多;二是中国从事风险投资行业的人善于向国外风险投资行业学习，并不断总结和汲取国外同行的经验教训;三是中国风险投资者较早地走向了专业化。专业化是重要的，从事风险投资的人准备投资哪一个行业，必须是该行业的专家或者熟悉该行业的专家。

　　记者: 新常态下，您认为中国的保险业怎样才能在经济改革与社会治理中自身也得到充分的发展?

　　厉以宁:新常态正是我国保险业大有发展的时期。保险业在中国还大有潜力，但我们不希望中国在不稳定之中发展。与其大起大落大摇大摆，还不如稳妥地在新常态下以中高速前进。

　　土地确权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对于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我们曾在浙江的嘉兴、湖州、杭州三个市调研，因为那里的土地确权已经完备验收。农民放鞭炮庆祝，满地都是红的，他们说，从来没有放过这么多炮仗。因为农民土地确权了，确权就是三权三证。土地承包权有承包权证，宅基地使用权有使用权证，宅基地的房子，有房产权有房产证，这使他们的权利有了保障。我们在嘉兴市的调研中发现，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确权之后经过好几年的调查确权验收的结果现在是1.9∶1，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扩大投资，养殖、种植，还可以流转了，转包、出租。我们还在山东威海市看了有一个由村子演变而来的“小城故事”社区，那里每个农民分两套房子，100平方米一套。家家都可以出租一套。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