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欺骗和暴力掠夺就是法律。——苏格拉底

　　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乃国之根本。——马英九

　　农村、农民、农业，所谓三农问题，困绕了中国数千年，近百年来更是重大社会矛盾的焦点。从历代统治者，到相关的志士仁人，都曾给予严重关注。官方施行过不同的农业政策，官方和学界也发表过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们也曾在官方或支持或默许或不管的情况下，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和部分地区实验性的建设与变革。尽管结果天差地别，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成功的经验，有灾难浩劫;还有更多的值得争议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它们都是我们今天如何合理处置三农问题，绕不开也不应回避的真实历史。具体地说，当今执政者和官方与民间学界，对既往的历史，应该如何冷静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认识去分析去面对。确定哪些是正确的，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错误的，应该修正和摒弃的。兹事体大，笔者只能谈一点浅显的认知理解，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谈土地私有、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以及毛泽东彭湃的暴力革命对农村造成的长期动乱和重大伤害;下篇回顾先贤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等，及军阀阎锡山在乡村建设与变革中的有益探索与借鉴意义。

　　一，土地私有与宗法制度是中国乡村的相对安定，也是保守闭塞的根源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靠农耕立国古老国家，广袤的乡村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基本状况如何?有哪些合理的部分，应该保护和尊重;哪些不合理部分，亟待改进与变革?农村种种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古老乡村的政治生态、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文化状态、道德基础、价值观念，究竟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变革与创新?

　　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话题，是乡村众多矛盾的焦点。放大一点说，也是近百年来动乱与很多重大灾难的原点。换一个叙事角度说，就是谁能对农村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并能提出有益于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好政策好办法，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好人好政权，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反之，不问你有多么漂亮的说词，打着什么蛊惑人心的旗号，只要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实质，是伤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直接伤害农民健康生命者，就是千古罪人，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农村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生产效率不高，文化科技水平低下，文盲众多，疾病丛生，如胡适先生所总结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谓五鬼闹中华(胡适“我们走哪条路”1934年4月) 总之是远离了现代文明，当然须要变革与创新，这方面分歧不大。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寻求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勤劳质朴节儉和从善和睦友爱恭谦等优良品质，加上数千年皇权不下县，而形成的乡村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态，使我们祖祖辈辈在中国这块并不富饶，也还能平静的生存繁衍下去。

　　造成这种复杂甚或有些尴尬的生态状况，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主要的原因一是土地私有，二是宗法体系。两件事皆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只能简述之。

　　先说土地私有。中国土地私有制，最早见于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从此直到1949年之前没有变过。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百代多行秦政事”。奇怪的是秦代的大-统、专制集权独裁，韩非子、李斯、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鼓吹的阴谋与酷刑都承袭下来，还发扬光大了。唯独土地私有他拒绝了，改投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了。此乃为何?是本文主旨之-，以下还要细述。

　　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土地公有制吗?只能说可能有过。为何这么说，因为据孟子所述，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土地井田制，而且是主要政治体制。这个土地井田制，“井”字中间那-块就是“公田”，也就是公有制了。可惜除《孟于》之外，别处皆无记载。所以近代学者胡适范文澜等不承认有过，郭沫若认为是“孟子式的乌托邦”。这就是说，秦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一直是私有制了。虽然这种私有制很脆弱，得不到有力保障，历代统治者都可能以各种形势来剝夺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权至高无上，对全国有绝对的统治权。但这只是大框架，相对来说，实行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对本国有完整的统治权，否则国将不国。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看施行的是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而己。也就是说在王权时代，在大一统的框架内，农民土地私有，依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其标志就是土地证也就是田契制度。土地证藏在自己家中，毕竟有-定程度的安全感。而且在王朝更迭的动乱之中，土地私有制也未改变过。据已知材料，明朝发的土地证，清朝是承认的;清朝发的土地证即田契，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到1949年之后才作废。不过共和国土改之后，也是发过红彤彤的土地证的，可惜证件还未捂热，农业合作化一来，土地证又没了。

　　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皆依赖土地生存，土地是农民命根子。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代表中国数千年来农民的心声。农民手中只要有了那并不算牢固的小本本，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中无恒心”，是亘古不变的基本常识。中国国民性中的保守自私、重土轻迁、重农轻商，以及“落叶归根”，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等观念习俗，归根结底都是深深依恋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是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产量低，自足自给，较少进入流通环节，决定了他们的保守闭塞和贫穷落后。甚至愚昧、疾病丛生、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积贫积弱，成为长期落后挨打的国民基础。因而出于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全体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利益的需要，都必须加快农村的建设与变革。但是，所有倡导与组织变革者，都不能忘掉变革的基本宗旨，必定是也只能是保障和提高国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和国民素质为根本，而不是借建设与变革之名，对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的百姓，进行剝削和掠夺。它也是我们判定真改革与假改革的试金石。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