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俨然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流行语和热门话题。日前，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2014中国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高峰论坛”上一席“探索小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的言论，让顺德这个身处珠三角腹地的小城再次被聚焦于城市化的镁光灯下。诚然，顺德小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有可能走出中国城市化的新道路，但在此之前，一些深层的理念和制度问题尚需诠释和探讨。

　　第一条道路：分道扬镳的意义传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条道路甚至是现阶段的唯一道路，但差异凸显价值，顺德选择小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的亮点也显而易见——该模式初步呈现了人口经济活动分散化、中心城市与郊区格局定位重构以及周边新兴的经济次中心与中心城区构成多中心结构等新城市化的核心特征。

　　既然提出了第二条道路，就不得不对所谓的第一条道路作一诠释。通常认为，城市化进程分为传统城市化和新城市化两个阶段。前者大致相当于城市化的初级和中期，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规模由小到大并逐级递进，而城市周边地区则发展迟缓，郊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最终形成单核或单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对比我国实践发现，不论是“高大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西部小城不起眼的土地拆迁，都基本徘徊在传统城市化的范畴当中。亦即传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条道路甚至是现阶段的唯一道路。

　　差异凸显价值。当国内大多数地区还在经历人口与资源中心富集的城市化阵痛时，顺德独辟蹊径地选择小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的亮点也就显而易见——该模式初步呈现了人口经济活动分散化、中心城市与郊区格局定位重构以及周边新兴的经济次中心与中心城区构成多中心结构等新城市化的核心特征。

　　对顺德自身而言，小城市群发展模式是因地制宜的选择。一方面，顺德主城区和各镇相对分散，客观上的空间距离使得资源向中心城区汇聚的传统城市化进程缺乏足够的路径支撑;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发展，顺德所在的佛山市的城镇化率已达95%(我国中小城市平均城市化率只有35%)，在省内仅位居深圳之后而高于省会广州，这意味着顺德各镇在基础设施水平、公共服务供给等重要的城镇化评价要素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极大窒息了重现欧美城市化史上那种因公共选择动机而导致人口向中心城区流动的传统模式的可能性。总之，顺德推行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背后，除了开放的理念和全新的认知之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还是客观实践的需求。

　　而恰是这种被实践倒逼出来的第二条道路，使顺德有可能成为我国其他地方推进新城市化的开路者和试验田。从相关理论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来看，传统城市化和新城市化两大模式存在历史的承继关系。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之后，对于国内大多数城市而言，传统城市化的进程正如火如荼，区域中心城市的不断涌现就是生动注脚;而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则已基本进入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后期，与之相伴的是人口急剧膨胀、环境和公共服务不堪重负等副作用的凸显，向新城市化模式的过渡已悄然启幕，这在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圈发展理念中已经多有体现。

　　阿喀琉斯之踵：警惕第二条道路的暗礁理论选择的困境、公共服务与基层政府的碎片化、立法权的缺席等因素都成为探索第二条城市化道路的现实困境。

　　显然，除了倒逼的因素之外，顺德能够走第二条道路也源于相当的自身优势。

　　第一，良好的经济发展局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成为顺德探索新城市化道路的底气之一。

　　第二，体制格局的特别安排。在行政层级上，顺德属于我国县一级的基层地方：1950年建县，1992年撤县设市，2003年撤县设区。但迄今两次重要的体制调整则凸显了顺德的特别制度安排：一是1999年在维持顺德市县级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等系统和国家垂直管理部门仍维持现行管理权限由佛山市代管外，其他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均行使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并直接对省负责;二是2011年被正式确定为广东首个省直管县试点，不仅获得了地级市管理许可权和行政执法许可权，而且在财政上取得了相对独立于佛山市的特殊地位。这些体制上的特别安排无疑将成为顺德探索新城市化道路的重要助推器。

　　第三，探索改革的优良传统。顺德对于体制改革和先行先试的探索一直具有优良的传统。

　　顺德的确在探索新城市化道路方面具有一系列优势，但这并不能成为忽视现实困境的理由。这些困境与前述优势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充分认知，方能实现改革路径的帕累托选择。

　　首先，理论选择的困境。在西方，当代新城市化进程的主导理论主要有二，即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的优势有三：一是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引导基层(中心区及各镇)政府间开展有序、良性的竞争，最终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契合了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发展现状，促进人才要素的理性流动;三是适应多中心结构的新城市化特征，为基层城镇格局的重构提供基础和标准。

　　但该理论的弊端同样不容忽视：一是其以城市居民的选择理性和“用脚投票”的现实积极性为基础，但根据蒂伯特模型，前者受制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而后者则极易消弭于各基层地方的同质性发展;二是该理论过于重视个人的偏好表达，而将社会公正问题推给政府间体制，这使我国的相关制度改革面临严峻考验;三是对于市场经济尚处粗放型发展阶段的顺德来说，基层政府间的竞争能否控制在良性的范畴内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稍有不慎将陷入恶性竞争的泥潭。相较之下，新区域主义的优势在于：一是强调发挥社会的补充效用，不仅与“公共服务社会化”、“有限政府”等先进理念相契合，而且在政府权力清单呼之欲出的今天更具时代价值;二是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必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将对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三是对“合作关系”的强调有利于预防或避免新城市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心城区空心化问题。但新区域主义也同样面临问题：一是随着社会公众介入决策的程度不断提升，如何应对其同奥斯特罗姆曲线所描述的“深思熟虑的质量与决策者数量间反相关关系”的悖论?二是为了整合局部效率与整体效率，新区域主义强调对基层政府间行政界线的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我国当前的制度现实。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