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11月7日，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简称“大梅沙论坛”)开幕式在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本届大梅沙论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下设几个分论坛，分论坛主题覆盖了法治建设、反腐、特区创新、互联网创新、金融创新、混合所有制发展、科技创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在开幕式上做了精彩演讲。他认为，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周瑞金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说是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是建立宪政的政治体制。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一种高度共识。 我已到古稀之年，与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一样，深切地关注着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所形成的利益阶层固化现象，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需要一代领导集体大智慧、大胆略、大手笔，以强烈的时代责任心，真诚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情怀，来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我国政治体制形成简单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按照中国国情，以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为构架，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建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体制，民主党派许多头面人物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层。这对开国之初恢复国民经济，稳定政治社会局势，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起了重大作用。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后，虽然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还在，但多党合作、联合政府情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照搬了苏联政治体制的许多东西，形成“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民主党派成为在共产党领导和管理下的政治协商性的团体。 经过反右派斗争，在“左”的思想和路线影响下，我国政治权力越来越高度集中，从苏联搬来的政治体制弊端也越来越严重。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这一代人都亲身经历过运动不断、整人不止、瞎指挥、浮夸风、说假话、饿死人，直到“文革”大乱。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基础。以邓小平、陈云、叶劍英、胡耀邦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正是从我国政治体制弊端的痛定思痛中，大彻大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下决心走出一条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路。 二、政治体制改革错失三次良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8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代表常委作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于是，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后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领导层担心国内局势震荡，便放缓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发表讲话说，“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时，中央成立了五人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顺利地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没有对外公布。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等内容。这场得到邓小平全力支持、赵紫阳大力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去良机。 第三次是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当时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温家宝同志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到中央党校听取了他们意见。后来，又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意见说，十五大提这个问题已经来不及了，要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想不到后来，又是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法轮功”围堵中南海事件，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再次胎死腹中。 三、政改艰难的五条启示 回顾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经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要正确把握战略机遇。危机逼出改革，挑战也是机遇。改革的领导集体要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胆识和策略，要有80年代初邓小平力行退休制度和90年代初领导集体强推市场体制改革那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2、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领导人果断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要求领导集体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廉自律，勇于牺牲，至少力戒贪婪，不陷入钱色泥坑。 3、要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防止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现象。在不能指望全能的政治权力壮士断腕的时候，由于政治权力本身也已经利益化，只能依靠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多元化推进改革。鼓励基层自治，扶持民间组织社会治理，这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推动力。 4、意识形态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防止社会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空心化、虚伪化，导致社会知行不一，信仰空白。调查表明，地方干部最为信奉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西方民主，而是官场的“潜规则”。某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化，官员财产不敢公布，不能公布，以及大面积贪腐，使得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国之本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淡化。所以，30多年的改革造就了伟大的中国经济，却缺乏一种伟大的现代中国文化。我们能出口“中国制造”的产品，却在内心缺少一种阳光的自主的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损害了社会风气，急需弘扬改革启动阶段那种诚实坦荡、摧枯拉朽、奋勇直前的大无畏首创精神。为推动意识形态变革，一要推动网络媒体、都市媒体的发展，建设网络民主平台。二是推动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切实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放开体制内舆论，鼓励专家建言议政，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刺耳的声音。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