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长期被中共当局用来书写其合法性，打倒地主平分土地，也是其曾向参与革命者和广大民众的许诺。然而根据当代史学家的研究，“土改”简直是血雨腥风，刀剑不仅指向地主，也指向任何不服从指示和不满者。血泪交替，何来人道!

　　张爱玲1954年发表的《秧歌》，写大陆“土改”，反映的是风光背后的饥荒。

　　众所周知，很早就出名的张爱玲，一向以表现男女情爱在世俗社会中的繁复见长，去国后相继写了《秧歌》《赤地之恋》。对于这两部作品，历来褒贬不一，到目前也还有争论。肯定的人说，这仍然显示了张的文学造诣和天分，她的敏觉，她对细节的不含糊;否定的人说，她这是“听将令”之作，是拿了美国特工机构的钱而写的。对于某一事物的评价，身处那件事的发生时段，自然有很多不周全的地方，但事后的评价又易失去那层现场感。如今来读《秧歌》，并不觉得有那么明晰的概念化的痕迹。比如对杀猪场景的描写，就很见出张爱玲对细节的注重。

　　表面看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打倒地主土豪，分了田地，当了主人，应当是丰衣足食，好好享受生活了。但是新的税收之重并不亚于地主的租金。正如金有嫂向谭金根妻子月香诉苦的那样：“收成虽然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些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下一样公粮，可是重得吓死人。蚕丝也是政府收买，茶叶也得卖给政府，出的价也特殊低。”市场关闭，仅有的买主是政府，买主都还要打引号，收“税”的也是政府，政府成了管控一切的庞大机器。基层又有像王同志(王霖)这样的驻地小吏，监督执行，采用表扬加威吓的手段(如对待金根)，迫使村里的人民按章执行。谭大娘那样的老妇人，虽有怨言，但是嘴上也要不停说，现在好咯，分了田地，做了主人。

　　小说一开始就展示了饥荒的症候，小镇上的一爿吃食店中只有麻饼和黑芝麻棒糖可卖。在饥荒和催缴公粮的逼迫下，人开始四下借钱借粮，谭大娘一家和金根嫁出去不久的妹妹金花一家，都来向月香借钱，月香刚从上海当雇工回来。此处也可看出张爱玲对特殊环境下的世俗人情描写的天才手笔，曲尽人性的繁复和变奏，这，我们早在《倾城之恋》和《封锁》、《金锁记》中读到过。在借与不借之间，面子与里子之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斗争，倾环往复，明来暗往。

　　故事的高潮是金根不满王霖的刁难而挑起的抗议，挨饿忍饥的民众早就不满，王同志催交给军烈属拜年的钱、猪和年糕，却还要在交付现场(村公所)刁难民众，引发众怒，众起而攻击村公所。王并不反思，只说这是特务挑起的反革命活动。冲突结束，因抢粮被捕的人，在村公所(关帝庙)里被酷刑拷打。中枪外逃的金根，他的女儿阿招在冲突中已被踩死，他为了不再连累他人(王同志已下令，村中谁要是私藏“反革命”，便同罪)而跳溪自杀。惊慌之中，王同志虽自语道“我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开枪”，有所惊惧(怕上面怪罪?)，但还是开了枪。

　　曾经的南斯拉夫前副总统、铁托的战友吉拉斯，曾痛心地陈述他只所见，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村公所里，枪响过后，抗议平息，惊惧之中的民众，唯有服从，“第二天一早，村子里的人都聚集在村公所外面。参加游行的都排起队来，秧歌队排在前面，挑着担子送年礼的排在后面。敲锣打鼓，扭着秧歌的开始扭起来。”“扁担的一端摇摇摆摆吊着那淡白色的肿胀的半只猪。”

　　张爱玲少在小说后专写说明的尾巴，但是《秧歌》的《跋》中，她却要告诉读者，故事是有真实的来源的，她也知道不明智，因为这易破坏作品的独立性和生命，但她还是要说，一是为实，二或者她早已知道小说发表后会引来批判，说她是听令而作。“愿意读者们知道，‘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据的。”“三反”运动中，她看到《人民文学》上一个作者的自我检讨，知道华北某地“负责干部率领民兵开枪弹压，屠杀了很多农民。”张一向不介入时事的，也不愿参加现实政治，但去国的她，念念不忘的是这土地上的人的生存境况。“这些片段故事，却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这沉重的心情。”

　　张爱玲是敏觉的，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农民还未捂热便失去，却又要忍泪含笑载着歌舞去迎接新的运动，人民公社啊、大炼钢铁啊……命运也随之操于他手，几经起落。

　　2012年2月26日晚

　　成都，狮子山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