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人类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二战”之惨烈，虽已过70载，但依然令人心悸。“二战”的破坏可谓空前，但其是否绝后，却还有待观察与思考。我们今天纪念战争，是为了明天避免战争。

　　历史的反思：“冷和平”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国际关系状态，而当今世界正处于这样的“冷和平”状态

　　古人云：“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历史的反思非常重要，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明事理，知更替，谋未来。

　　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大年”，笔者暂称之为“战争纪念之大年”。因为今年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甲午战争结束120周年，日俄战争结束110周年，朝鲜战争爆发65周年，越战结束40周年，两伊战争爆发35周年，海湾战争爆发25周年，波黑战争结束20周年，所以今年我们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确实很有意义。

　　实际上，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的两种客观状态。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永恒主题。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世界战争史，因为战争充斥着国际关系史的太多时间。有人说，国际关系史上战争的时间比和平的时间长，这种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却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的两种常态。有人甚至认为，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中场休息”。例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国际社会冲突的最高体现，而且这一冲突只能由战争来了结。”出于对人类理性的悲观看法，克劳塞维茨对人类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民族国家虽然并不总是诉诸战争以获得或推进某个政治目标，但是它们却总是面临战争的危险，因为国际环境总是变化莫测，国家之间绝对的力量均衡很难建立。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两个武装敌对的国家之间所出现的和平，不能以均势原则来解释，唯一的解释是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行动时机，“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暂时缺失”。

　　然而，人们往往留恋和平而忘却了战争，尤其是对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来说，更容易把和平当成某种必然。实际上，和平从来都不是必然的，和平也有各种形态。正如我们可以把战争分为“热战”与“冷战”一样，和平同样也可分为“冷和平”(假和平)与“真和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甚至比冷和平更好些，因为冷战机制会不时提醒国际社会不要忘记了热战，要力避陷入热战，这时高端政治问题会自动“管控”低端政治问题，遇到危机时各国也会自我克制和包容，相对容易“顾全大局”;然而，“冷和平”却给人以和平的假象，以为和平就是应该的，战争离我们很远，从而中小国家容易“任性”，大国容易缺乏包容，低端政治问题容易“越位”，这反而容易酿成真正的大危机与大危险。因此，笔者认为“冷和平”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国际关系状态，而当今世界正处于这样的“冷和平”状态。

　　当前，国际关系中大国博弈暗流涌动，中小国家“任性”乱为，表面平静的国际安全形势下潜藏着巨大的不稳定风险，世界正处于某种程度的乱序与失序的边缘。近期引起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基辛格之忧”与“哈斯之问”都表达了对“冷和平”的忧虑。国际社会如果对“冷和平”状态认识不够、处置不当，则有可能导致国际战争的再现与和平的终结。

　　如果有人问：“你喜欢战争吗?”我想大多数理性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反战、厌战、求和平似乎应是共同人性。但实际上，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些时候，有些国家的人们甚至觉得战争是个好东西。他们认为战争可以磨砺民族的意志，可以使国家变得强大。因此，在“二战”以前，包括许多普通日本人在内都觉得战争是个好东西，每打一仗国家就能强大一次，这很可能是日本国内始终有一股军国主义狂热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日本国内民众的这种异化，例如，据最新的日本媒体民调数据显示，约有六成的日本民众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这是非常少见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深思。

　　现实的忧虑：大国博弈复杂激烈、小国伺机捣乱不止、地区中等强国“任性”作为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三个因素

　　历史告诉我们，国际战争多是大国之过、中小国之祸。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似乎正上演着这种历史的轮回：大国博弈复杂激烈(美俄、中美、中日、俄欧等)，小国伺机捣乱不止(菲律宾、也门、乌克兰、叙利亚等)，地区中等强国“任性”作为(沙特、伊朗、以色列等)。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深刻忧虑。

　　这三个因素中，大国博弈因素最为重要，如果大国关系出现问题，国际冲突与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增大。当前处于“冷和平”状态下的大国关系正面临着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笔者重点关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为这两个关系直接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稳定。

　　2010年以来，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通过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存在，进一步扩大对华安全优势，从而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首先，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实施纵深布防，军力部署重点从原先的“第一岛链”，转向以关岛为核心、以澳大利亚为后援的“第二岛链”，转移后美国在关岛驻军由原先的1.5万人增至3.9万人，并大幅提升澳大利亚在西太平洋空军战略中的地位。①推出“空海一体战”概念，整合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资源，提升美军“抵消中国不断发展的‘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防止中国在未来战争中速胜及对伙伴国构成胁迫”。其次，进一步整合亚太军事同盟网。作为“域外”国家，美国缺乏直接干预东亚安全事务的“合法性”，必须依赖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向东亚地区投放安全影响。近年来，美国为了加强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开始修复亚太同盟网络，巩固自身在东亚安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利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强化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利用“黄岩岛事件”，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同时，美国还积极推动亚太同盟的网络化，大幅加强横向联系。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等对话机制不断发展，努力打造以“美日+1”为主要形式的“亚太小北约”。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