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拉动及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2年的52.6%，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出现许多困扰发展、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城市化目前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干得好成欧美，干不好就有掉入拉美陷阱的危险。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六大模糊

　　1.内涵模糊

　　城市化就是把人化入城市的过程。而许多地方只注重“物”的城市化，不注重“人”的城市化。只关心脚下的地，不关心地上的人。因为地可以生财，人只会花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当前，我国城市化率是53%，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5%。这意味着还有18%，即2亿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许多进城农民是“扛锄头的市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称作“半城市化”、“浅城市化”。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里有自己房屋的只占0.7%。无处安身，何以乐业。城市化的内涵首先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很多地方对城市化内涵认识模糊，以为盖上房子、修上路就是城市化了。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然后以地生财，一些农民“被上楼”，一些村庄成建制地变为城市，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城市变大了，农民利益却受到严重损害。农村问题城市化、农民问题市民化的矛盾内化倾向愈加刚性。

　　2.格局模糊

　　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先发展城市群，还是先发展小城镇？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实践中各干各的。笔者认为，中国应沿着费孝通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的路子走。中国这么多农村人口，要实现城市化，首先应该走就地城镇化的路子，然后再慢慢向中等城市、大城市集中，一步跨入大城市非常不现实，人力、物力、财力及管理能力都准备不足。应该先发展小城镇，让农民就地城市化，就近城市化，这是符合中国目前实际的城镇化道路。当前，国家的资源配置主要是先发展大城市，对小城镇用力太少，不仅如此，苏州等很多地方都在斥巨资建城市综合体，而“智慧城市”也在全国90个城市首批试点。这一由IBM提出的“智慧地球”转义而来的舶来品，在国外也不过5年时间，我们今天就匆匆拿来，盲目性太大，代价太大，“智慧城市”千万不可“利令智昏”。许多城市社区建设追求高档化、贵族化、奢华化，动辄国际一流。典型表现就是争建摩天大楼。目前中国已有摩天大楼1000多座，正在建设的还有1000多座，远超美国的436座和阿联酋的50座。以每座50亿元投资计，中国2000多座要花10多万亿的投资。这种“高端化”发展更加剧了农民工的“低端化”生存。2011年有个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这个口号连我们的首都北京都没敢这样提。一个看似简单的口号，反映的是我国城市建设中不切实际、贪大求洋的错误倾向。

　　3.路径模糊

　　城镇化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先城后市，二是先市后城。两种格局多自宋代形成。先城后市是当时在许多要塞建立城堡，逐渐形成政治经济中心。这是官办的。先市后城由民间自发兴起，政府不设完整的行政系统，只派员管收税和消防，事务由地方士绅管理。宋代此类市镇十分发达，见于史载的就超过3600多个，其中不少市镇不论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达程度都超过一般州县。可见，城多因政治兴起，而市多由经济驱动。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城坊制向街巷制转换的时代，是城镇化发展的高峰，从宋代的现象可以看出，只有按市场规律发展城镇，城镇才会兴旺发达。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有了城必须有市。今天好多地方盖了一座空城，没有市，就是没有用市场力量去解决，而是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即便一个靠某项产业发达起来的城市，一旦没有产业支撑失去市场，也会很快萧条下去。英国利物浦是工业革命的先驱城市，其财富总值一度超过了伦敦，20世纪30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让利物浦遭到灭顶之灾，大批企业倒闭，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利物浦的支柱产业造船业急剧萎缩，失业率再次成为英国最高。城市大片区域荒废，杂草丛生，基础设施闲置，到处是破败的景象。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利物浦人口为46.6万人，比1931年的84.6万人，下降了将近一半。这种由于缺乏稳定的产业支撑以至由盛转衰的城市，世界上屡见不鲜。美国的底特律由于汽车业的萧条使人口由1950年的1849568人下降到2010年的713777人。德国的莱比锡，柏林墙被推倒后，这个繁荣之都成了“鬼城”。俄国的伊万诺沃因纺织业快速崛起，随着苏联解体，1998年该城工业总产值只有1980年的20%。苏联解体后，由于靠行政支撑的力量崩溃，在几年内俄罗斯萧条城市从7个飙升到93个。强行推行城市化是一种灾难。从1950年起世界萧条城市的数量大于城市化城市的数量。1960-1990年内，萧条城市数量增长了一倍，而城市数量只增长约60%。在我国，还有多少像鄂尔多斯建造的“鬼城”不得而知，但以为凭政策和批文、靠权力和理想就能造出城市的现象依然盛行。2003年曹妃甸开发启动，最初规划30平方公里，随即改为60平方公里，接着跃升为250平方公里，最后扩展为2000平方公里，正好又赶上了2009年国家四万亿盛宴，投资从2008年的327.6亿一下狂增到2009年的1023亿，2012年又猛降到600亿以下。猛药效短且推高债台，目前有人说曹妃甸每天都要支付一千多万的利息，而年财政收入仅50.5亿元，即使当地官员不吃不喝也只够还利息，本金支付如到偿期，不知当地政府如何咽下这权力造城和运动造城的苦果。相反，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历史重镇，交通发达、历史悠久，物流集聚能力很强，方方面面条件甚至比一个市县所在的城都好，但它只是一个镇的构架，行政力量严格制约它的发展，不是按照市场规律去配置资源，它就是发展不起来。有城无市和有市无城的困扰该让我们清醒了。在城市化问题上，决不能让那只看得见的手永远看得见，那只看不见的手永远看不见。

　　4.速度模糊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