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按照经济规律循序渐进，还是按照官员意志大步跃进，这个问题一直被忽视。城市化增长20个百分点，英国用了120年，德国85年，美国80年，韩国也有30多年，我国仅用了22年，而近几年每年都以一个多的百分点在猛增。我国只用30多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近300年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化过快会带来有城无市、资源浪费、土地矛盾、社会管理、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本来可以增值70年的土地，一次性卖给开发商，一下子把70年的钱拿过来了，土地权利给了开发商。本来可以循序渐进，逐年生财，但是现在却把70年的钱一次性拿过来一下子花光，与后代争饭吃。这种速度模糊造成的隐患让子孙情何以堪。过快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拉美陷阱的教训世人皆知。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逆城市化现象的无奈也摆在那儿。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城市化超越了农业的供给，国家不得不采取关、停、并、转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措施，把2000多万市民赶回农村重过农民生活。第二次即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于城市经济萧条，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养活当时的人口，就把2000多万知识青年赶下乡去，与农民争饭吃。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即可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想轻而易举地重走逆城市化的路子化解矛盾，可谓要“难于上青天”了。中国是否要急于在未来15-20年里把城市化率最后约20-30%的空间填满，是一个尤其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5.功能模糊

　　城市规划在功能上定位不清，城市规划被誉为城市第一资源，规划的失误将带来建设的失误，而建设的失误往往难以弥补。比如城市规划的预见性不足，城市产业布局的失衡，埋下了交通拥堵的“隐患”，而当实际的拥堵问题出现后，再对原有规划进行改良，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而且只能是事倍功半。大城市的学校、医院、图书馆、演出场所等城市中心，集中了大量优质公共资源。北京的许多医院已经不只是北京人的医院，更是全国人民的医院，大量的人流从不同地域汇集于此，人满为患已经成为常态。在北京1000余所小学的门前及附近道路上，由于接送孩子也在形成交通拥堵。此外，由于大量商务区和行政办公区集中于市中心，过度开发和人流高度聚集，高昂的房价让大量人群迁往外环和城郊，而那些远离市中心的开发新区功能单一，仅仅为了生活，不能有效吸纳就业，导致职住分离。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被誉为“睡城”。北京市中心以外的数十个居住小区也与此相仿。实际上，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存在职住分离的严重问题。借鉴国外职住一体，围绕大城市分业建设一群卫星城应是值得思考的路径。

　　6.规模模糊

　　城市规划在规模设计上不符合现实。城市的规模首先应该与城市辐射范围内的人口数量及功能、性质、发展条件相适应，讲求适度规模。但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地方政府好高骛远，贪大求洋，在没有客观考虑自身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就出台大而空的城市发展规划。目前把我国所有城镇规划的总人口加起来已经超过20亿，就算现在把所有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也还有6亿多的数量缺口。难道我们还要从国外再进口几亿人来居住？福建某一个只有25万人的山区小县，县城规划建成区面积为100平方公里，控制区为150平方公里，该县25万人中，已经有66%的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有的已落户它乡，举家迁出，不再回归。不知决策者今后从哪儿弄来上百万人到这里居住。25万人口大约8万户左右，即便每户分配给十个生孩子的指标，也只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生出80万人来，今天就建这么大的城，浪费得实在令人惊诧。可见，在城市化进程中盲目规划，大铺摊子、铺大摊子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照此规模建设，我国城市化进程很难实现科学、理性地发展。

　　我国与西方国家城市化存在五大差异

　　1.西方国家在殖民地消化矛盾，我国只能靠农村解决问题

　　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源和资本集聚的过程，需要消耗巨大的资源，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种资源消耗和成本支付，在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殖民地扩张来消化的。他们掠夺殖民地资源、向殖民地转移过剩劳动力和贩卖奴隶，把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大都转嫁了出去。300多年前，北美大约有1亿印第安人，但是欧洲人到来以后，在这里大规模地开拓疆土，大规模地掠夺资源，在美国的印第安人现在仅剩40多万。他们的剩余劳动力也通过向殖民地输出得到了很好的消化。300多年的殖民化，欧洲大陆共移出四分之一的人口，资源环境空前宽松。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内敛的民族，我们没有殖民地，我们不可能通过大量掠夺资源而获得财富积累，也不能通过殖民扩张而输出剩余劳动力，更不能通过贩卖奴隶而获得低成本的劳力。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只能通过价格“剪刀差”、低成本的农民工、低廉的土地价格等方式在“三农”中消解。这是历史的宿命，一部分人想违背常规的尽快过上好日子，就必然要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矛盾外化的方式渐次推进，中国走的是一条通过矛盾内化的方式快速推进的路子，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当然更为艰巨和复杂。

　　2.西方国家农村人口总量少，中国农村人口总量多

　　西方国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可利用空间大，容易谋生。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当，但是它们的人口数量分别是3.1亿多和0.3亿多，分别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和四十分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超过13.7亿人，据权威部门预测，我国人口峰值可能出现于2050年前后，届时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就算到时候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率水平，我国还有将近约5亿人口留在农村，这个数字恰好相当于我们建国时的全国总人口。我们努力了一百年，农民的数量不降反升。因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决定了我国农村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的、西方式的规模经营，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更无法实现西方式的高城市化率，国家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拥有一定的村庄保有量， 不然，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饭碗端在谁手里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3.西方国家循序渐进，而我国则以大跃进的形式推进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