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圈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3亿多亩土地被廉价征收。国外修高速公路的征地成本占百分之四五十，而我国修高速公路的征地成本只占百分之几。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约三万亿元，而有关调查估算，农民获得的补偿不足其十分之一。同时，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征地拆迁事件大量发生，最后吃亏的往往都是农民。遵循经济规律，让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让农民参与征地的市场谈判，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根本途径。

　　再者是“圈钱”。中、农、工、建四大商业银行及邮政储蓄都是从农村像抽水机一样吸储资金，而鲜有为农民贷款者，形成“五龙吸水”的局面，农民的资金大量被“圈”入城市。在股票彩票市场上，大量资金被卷入其中并不翼而飞。2001年到现在，“金砖四国”巴西印度的股票都涨了三倍多，俄罗斯涨了十二倍，只有中国股票不涨反跌。充分发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下大功夫解决农村钱荒，是培育农村发展内生性物质基础的治本之策。

　　如今，“三圈”的力度依然未减。可以说，“三圈”格局不破，三农问题无解。破除“三圈”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关键环节。

　　3.建设良好的城市生态

　　城市生态包括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在经济生态方面，要综合全面地发展“草灌乔”式经济体系。一个健全的经济体系绝不是单一的高端经济，而是一个从底层到高层都健康发展的综合经济体系。摊贩是城市经济系统中的草根阶层，而草根阶层往往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香港政府在今年3月份向立法会提交拨款文件，建议设立一笔2.3亿元的开支，为香港4000多个持牌小贩推行为期5年的资助计划。美国洛杉矶市府广场建于1934年的“农夫市场”，如今已经是最佳的购物、餐饮和购买新鲜农贸商品的场所之一。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在政治生态方面，要建立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让公民的政治权、财产权、话语权等各项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让各种声音都有发言权，只有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做到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在社会生态方面，应该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让社会组织成为保障社会生态的网络基础。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社会组织极度发达。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待提高。数量太少，质量不高，尤其是官方色彩太重，多数社会组织都是离退休的官员担任领导的现状必须改变，从而真正实现从“组织社会”到“社会组织”的质的飞跃。在文化生态方面，应全面发展“草灌乔”式多元文化体系，不能只注重精英文化，还应该关注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实现多元文化的互补共进，协调发展。大众文化、草根文化才是广大市民阶层最需要的文化。就总体而言，建设良好的城镇文化生态，中国还应借鉴发达国家以大学作为城镇化引擎的经验。美国3亿人口，拥有3500所大学，不足10万人即有一所大学。中国13亿多人，照此水平应拥有13000多所大学，而目前我国仅有2300多所。美国大学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城镇而不在城市。英国的剑桥、牛津都在小城镇上。日本县县都有多所大学，有的县几十所，北海道570万人有大学62所，爱知县710万人有大学73所。反弹琵琶，以大学带动城镇化，推进城镇文化生态建设应为中国未来的优选路径。自然生态方面，通过引入都市农业，建立市民农园等措施，改善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些举措不但能促进农业在都市的保存和发展，还能增加城市的绿地保有面积，改善生态环境，并促进市民间的感情和物质文化交流。这些做法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效显著。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便已经开始构建市民农园，2005年日本的市民农园已经超过3000家。我们应该在都市中引入田园，让建筑组团与田园组团交叉互补，形成“田园中的都市”和“都市中的田园”新格局，使人们在现代文明中体验传统文明，在传统文明中享受现代文明，让两种文明在交融中共生共荣。

　　1960年世界银行统计的101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中，只有13个进入发达行列，其余88个都掉入中等发达收入陷阱，绝大多数到现在还没有爬出来。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前车之鉴，教训深刻。如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