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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忠:“近平当村支书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护他”

时间:2022-08-31 15:46来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对象:杨世忠,1951年4月出生。1969年12月入党,1971年4月至1978年10月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工作,任武装专干、党委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历任延川县团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延长县法院院长、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处级调研员。2011年4月退休。

  采访对象:杨世忠,1951年4月出生。1969年12月入党,1971年4月至1978年10月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工作,任武装专干、党委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历任延川县团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延长县法院院长、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处级调研员。2011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杨世忠办公室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文安驿公社和他有过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请您介绍一下,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况。

  杨世忠:我是延川县贾家坪人,现在叫贾家坪镇,以前叫贾家坪人民公社。1971年4月,我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武装专干。当时,公社的书记、主任是五个人,我是党委委员,排在他们后面,是“六把手”,也算是个小小的公社领导。刘明升同志时任公社团干,在梁家河大队蹲点,我是通过他的介绍认识的近平。

  我调到文安驿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知青都已经出去工作了。我的印象中,当时梁家河的知青差不多就只剩下近平和雷平生了。我对近平最初的印象,就是感觉到这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显得很成熟、稳重,言谈举止、做事为人就像个大人一样,根本不像同龄的有些娃娃那么浮躁、不懂事。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好。

  我比近平大两岁,作为同龄人,我们一见面就很有亲切感,平时也能聊到一块,也有共同语言。那时,我们年轻干部下乡,工作任务完成后,就想找他们知青一起聊天,不然的话队干部要么就把我们安排到村里的单身老汉家里住,要么就是去队上饲养员住的地方去睡。所以每次我到梁家河大队下乡,都要和近平、雷平生聊天。那个时候他们在村里很孤单,也常来公社谈工作、拉闲话,遇到饭时一起吃个便饭。我们公社干部每月三十斤粮、四两油,每天两顿饭,早上玉米团子炒洋芋丝,下午一般情况吃一顿白面,只要他们一到公社,明升和我谁看见就先给他们报一份面,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聊天,这样一来一往,慢慢从相互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悉到成为朋友,一起相处了五年。对他那时在梁家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概况起来就是:一是刻苦学习,二是踏实劳动,三是要求进步,四是心系百姓。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学习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一方面是受革命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自己有学习兴趣和上进心,所以他特别热衷于读书和学习。我第一次到梁家河下乡时,近平已经住到国家拨专款修的知青窑洞里了。我发现他的书非常多,桌子上、土炕上摆得到处都是,跟他聊起来,觉得近平还就是有学问,知识面广,对我启发很大。

  近平有很多书。据村里人说,他从北京来的时候,就带来沉甸甸的两大箱子书。另外,其他知青去取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一般装的是衣服、糖之类的东西,但是近平收到的包裹,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书。

  书的种类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哲学、中外的文学作品、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各种书都有。还有一些工具书。有一次我去他那儿,翻他的汉语辞典,那本辞典很厚,是绿皮的。我说:“哎,这本书好,很实用啊!”近平说:“你觉得好,就拿去用。”就这样,近平送给我一本汉语辞典。这本辞典我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惜的是,后来延川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当时近平能保持这种学习状态,很不容易。每天要参加劳动,后来当了村支书就更忙了,但他劳动再苦再累,每天也要抽时间看书,上山劳动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书,利用生产劳动的间隙时间看;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嘴里吃着饭,眼睛盯着书本。一般的同龄人,很少有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我也一样,虽然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各方面学习生活条件比他好得多,却没有近平这么可贵的学习精神。

  采访组: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当时年纪不大,但是劳动却很吃苦。当他还是普通知青的时候,我们到梁家河去下乡,村里的社员普遍反映:“近平这后生可好了,劳动能吃苦,很忠厚,很踏实,从不溜奸耍滑。他话也少,从来不会跟人乱开玩笑,也从不骂骂咧咧、打打闹闹。”他人品好,村里老少社员都喜欢到他住的窑里,谈工作、拉家常。

  近平无论是当普通知青,还是抽调出去搞社教工作,以及后来当村支书,他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并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那时候,有些村支书凭着自己手中有点权力,经常借口到这里那里办事的机会,逃避劳动。但近平从来不这么做,在村上没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他都是按时出工和社员一起劳动。并能带头完成自己每月的劳动任务,从不误工。

  采访组:您当时在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对习近平入党过程一定了解的多,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73年入了团,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正式成为党员。

  近平入党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有些是不严谨的,有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亲历者之一,整个过程我都比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讲一下。

  当时,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思想比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队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当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好好干一些事。那时,原大队书记梁玉明当干部时间也有点长,年龄也有些大,且他主动让贤,多次向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入党,当大队书记。可以说,梁玉明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但当时近平还不是党员,对此,公社党委就把习近平入党问题纳入视野,重点培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公社党委就已经准备接纳近平入党了。

  我们公社党委第一次讨论研究近平入党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近平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符合入党条件,一致同意批准他为党员。但为慎重起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洛阳“下放”问题,还需搞个外调比较好。这样我们就落实公社组织干事王学礼联系有关部门发函外调。没多久,洛阳方面就回了个函,公社党委班子成员都传着看了。函上说:习仲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子女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有了这个函,公社就及时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习近平入党,并任命他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近平入党和当支部书记是一个会上研究的。我记得当时会上梁家河大队一起还研究批准了两名党员。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人情关系一说。近平入党,当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为他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仅自己积极劳动,还带领广大社员治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评,公社党委对梁家河大队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满意。

  我当时在上文安驿大队蹲点,按公社统一安排,带领广大社员大办沼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对近平办沼气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近平确实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并自己花钱到四川绵阳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个沼气池,也是全县第一口沼气池,引起县沼气办的重视,同时也得到省、地的关注和支持,专门到梁家河大队召开现场会。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大办沼气,一方面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时沼气废料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多得,有力促进了梁家河大队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深受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和表扬。

  采访组:习近平“心系百姓”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世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仍然一直关心这里的父老乡亲,今天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

  1986年8月,我从地委党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文安驿镇当党委书记,当时近平在厦门市当常务副市长。1987年元月,我给近平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到沿海经济发达的厦门市去考察学习,开拓眼见,解放思想。同时也想通过近平把延川的红枣,甘泉的红小豆和我们镇上鹿厂的鹿茸,看能不能通过外贸渠道,寻找一些销路,帮助解决一些资金,促进我镇经济发展。特别是通过考察学习借鉴一些发展思路,学习一些工作经验,为改变我镇面貌作出新贡献。

  近平很快就给我回信说:你说要来厦门,感情上我很盼望见到你们,非常欢迎你们来。但有些事应让你们搞清楚:一个地县的力量到厦门来搞联合,一般来说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跨度的经济合作,难度更大。至今陕西省还没有哪个地市在厦门谈成项目,这涉及到审批权、外汇、资金、交通等等问题……

  收到回信后,我们对近平恳切邀请非常感激,对他直言相告、有啥说啥的朋友感情表示十分理解。同时我们也作了充分准备,把他在村里带领社员办的沼气池、打的水井、打的坝拍成照片。当年7月,我带领村支部书记梁玉明、供销社主任乔生辉,专门去厦门考察学习。

  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到厦门以后,近平见到我们很亲切、非常热情,特别看到那些照片非常高兴和感谢。具体谈到红枣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把红枣运到厦门,确实不太现实,保鲜、运输等成本很高,这种大跨度的经济联合还没有先例。近平说的很实在。

  另外就是鹿茸的事情,近平还是很支持的。他联系了几位老板来看,但是一听我们只有三四十只鹿的养殖规模,合作前景不大,都不愿投资,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深深认识到“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

  当时我们去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那个时候梁家河村还没有通电,照明煤油灯,发展没动力,想通过近平帮我们解决一些拉电资金。后来近平专门给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白崇贵写了封信,引起县委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拨出十万元专款解决了梁家河的拉电问题,对此,梁家河沟的父老乡亲十分感激、念念不忘。

  我们在厦门期间,近平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多次陪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走的时候,他自己花钱,给我们三个买了飞机票,上飞机那天正下着暴雨,近平冒着大雨把我们送到机场,直到亲眼看着我们上了飞机他才回去,这让我们心里非常感动。

  2009年11月13日,近平到延安调研,我也参加了会议。市、县、镇、村四级书记分别汇报工作后,直接点名,“世忠,你讲”,当时我是延长县法院院长,我即兴就延安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基本情况、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特别是当时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的法官队伍青黄不接,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执行难等问题讲了后,近平非常关注,做了笔记。不久后,最高法院就发来了调研摸底表,存在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和解决。

  在那次调研会上,近平当着与会人员的面,回顾说:1973年他在文安驿申请入党期间,从北京寄来了一些“黑材料”,当时“就是明升和世忠把那些材料撕了”,让他顺利入了党。

  会议结束后,近平在门口一个一个和大家握手道别,合影留念,我是最后走出会议室的,近平对我说:“世忠,现在就你一个在职,好好干!”我说:“好!”

(编辑: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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