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哲崇尚自然，视之可见的是人、地和天，不可见的宇宙的法律是“道”，“道”的背后还有那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恒居不变的根本道理。这道理布之弥广，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对人类有限的历史和个体有限的生命，那是永远无法穷极的藏得太隐秘的“理”之所在，这“理”给人类恩泽无限，永无尽期。它不只是“善”的存在，也是“美”的存在。

　　记者：《易干凿度》记载，“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你取字为“十翼”，显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意。在创作和思考过程中，你如何建立你的“一家之言”？

　　范曾：所谓一家之言，就是独特的见解、独立的判断、孤踪独往的坚守。古往今来，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宇宙和人的关系，可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从源头开始就有非常大的不同。马克思曾称古希腊是人类文明健康的童年，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春秋战国之交称为中国古代健康的童年。健康并不是讲当时没有战伐、没有杀戮，而是指人们的思想比较贴近自然。

　　记者：中国古代的种种概念，如“道”、“仁”在古代文献或后世诠注中都显现出横空出世的状态。学者努力尝试解读虽有很大成就，但仍然没能作出理性的结构和架设。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缺乏逻辑，也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体现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辨之中。

　　范曾：庄子曾经跟惠施辩论一个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讲的是物质的分割性。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回国，毛泽东就问过他，有一根一尺的棍子，那么每天取一半你能取完它吗？杨振宁说，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无穷极的过程。这个朴素的想法在中国2300年前惠施就提出过，但是他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名家”，也就是逻辑家。遗憾的是，这个逻辑的思想没有得到发展。比如说，数学是科学之母，数学的核心就是逻辑学。中国从汉代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它都不能算作是数学，而是一个算数的术。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缺乏逻辑特质，这已经是不争的憾事。

　　记者：艺术占据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你笔下的人物与你有怎样的关联？似乎是你经历的映射和感情的投影，你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范曾：的确如此。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那是因为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不朽的历史、文化。人们喜爱我的画，那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1955年，我17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19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鼓励我勇猛精进。

　　记者：郑欣淼曾经高度评价你的艺术创作，“诗魂书骨，大美不言”。你的绘画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寻根意识”，你如何看待中国美术传统对于你的影响与观照？

　　范曾：我认为，举凡中国先哲深睿高华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诗家沉雄逸迈之篇章，皆为中国画源头活水。

　　我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艰巨的工作，今天想来，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

　　闲暇时候，我整理我的艺术思路，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頫—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是中国白描线条的发展史，对此我不是曾痛下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曾心摹手追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编辑：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