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全国各地成立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当时云南省的小组组长是省长，我被推荐做副组长，带工作组调查昆钢发现倒卖钢材问题、还买了两部私人面包车，我在会上公开汇报时没有人吭声、组长也不管，我就很奇怪，有监察部门的人拉拉我说，昆钢经理已经痛哭流涕了，我说违法问题不能不了了之。

　　后来我发现省委书记的儿子倒卖统购云烟，出厂价跟市场价相差一倍，赚了很多钱，当时云南省70%的财政都靠云烟。我曾问过云南烟草专卖局一个处长，这样流出去的国有资产有多少，他说100个亿，那可是1990年左右。

　　因为反映问题得罪高官，我只当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本来应该还可以继续当一届，也不让我当了。

　　察时局：退休后继续反应这些问题，你个人有没有受到影响?

　　杨维骏：去年我向中纪委反映情况、举报信又被媒体发布到网上，省里开会的时候围攻我、省领导质问我。后来我的电话被监听，还有车子在门外监视我的行踪。

　　他们给我配的公车驾驶员，不允许出城，不能到乡下去(见农民)，车子也只能用在生活、不能用在工作(调研)上。

　　察时局：你开通了实名认证的博客、微博，在网上揭露腐败问题，这些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杨维骏：是我自己写的，但我不会打字，是手写好拿到打字店去打好发上网。现在眼睛也不行，都快93岁的人了，很费劲，走路也有点困难，看不清。

　　察时局：像你这样副部级官员实名举报的很少见，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做?

　　杨维骏：我是穷苦人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也是女工，父亲曾担任孙山大本营代参谋长，后来被军阀杀害。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在家仇国恨的环境里长大，小学5年级就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特务追捕过，九死一生过来的。文革劳动改造20年，流着泪看马恩文选，有了信心，才撑过来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是我应当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

　　我也不是针对某个人，谁对欺压老百姓我就要批评提建议，所以这回向中纪委的实名举报中，除了白恩培，我也说了其他几位干部的问题。

　　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