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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过程，不能希冀一开始就有一幅未来的蓝图，但是对于众多身先士卒的改革者来说，这其中却是要冒颇大的风险。他们有功于国家，有利于时代，实不该落此下场。我希望那些强大的行政性力量在毁掉一个企业后，能够对企业家网开一面。
李经纬无疑是一个悲情人物，背后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何去何从？又该遵循怎样的改革路径？
对此，吴晓波曾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表示，“除了一些民生保障的领域，我觉得国企是不应该存在的。至于国企的改革路径，我觉得有两给模式我们不能选择，第一个是俄罗斯模式。就是把国有资产都分给老百姓，看似公平的操作，最后造就了俄罗斯的寡头经济结构。俄罗斯的实践说明我们不能采取这个改革方式。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式，所谓新加波淡马锡模式，但又不完全是淡马锡模式。像淡马锡的治理结构是公司式运作，通过董事会进行管理。而中国的国资委完全是靠行政权力来治理。这两者区别很大。”
吴晓波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一点就是厘清两个边界：国家和经济的边界以及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在当前的状况中，国家和经济的关系是没有边界的，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国家应该承担什么角色，通过法制是可以分得清楚，但我们还是把它混在一起。
那李经纬案又给当下什么借鉴意义呢？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原罪”，“第一桶金总是黑金，在改革的过程，如何重视企业家的作用呢？
在吴晓波看来，企业家的利益应该得到尊重，改革也不应该以牺牲企业家的利益为代价，在改革的过程，一定要重视企业家的作用，要重视企业家的贡献。
对于企业家“原罪”说，吴晓波指出，这跟中国的传统有关，即没有形成系统的商业文明，“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历史叙事完全边缘化的。所谓的原罪其实是制度性的原罪，因为这个制度不是一个完备的，或者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制度，企业家会冒违法的险去谋取利益，这是一部分原罪。还有一种，企业家确实内在有一种贪婪性存在，全世界的企业家都是属于这种状况。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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