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第一二一页)

　　“适当的时候”来了。正值大鸣大放兴起之际，曾先生受文友、广州市市长朱光电话之邀，前去参加一个鸣放座谈会。会上，曾先生谈到不久前发生的记者采访受阻一事，直抒己见：“新闻采访，应该给个自由，不应该这样无理地限制，没有新闻自由，我们的工作难改进。”

　　很快，局势急转直下，因为这番话，自抗战起一直活跃在左翼新闻界的曾先生，内定为“右派分子”，被打入另册……

　　陷入逆境，性情依旧。“文革”结束后，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曾先生，还是那个坦率的性情中人。可以乐，可以忧，可以吟诵高歌，可以怒发冲冠，可以拍案而起……

　　二

　　拍案而起，为巴金遭遇非议奋笔直书

　　这些年来，在曾先生身上，我不断感受到他的热情、豪爽，其至真、至诚的情怀，令人感动。

　　我与曾先生开始有较多来往，是在1995年之后。这一年，我们夫妇访问香港，这是我的第一次香港行。他和一批文友听说了，热情相邀，在尖沙咀的一个饭店设宴款待。一走进包间，他马上拿出两瓶人头马放在餐桌上：“来，我们好好喝喝。”

　　早就听说他喝酒爽快，那天，真的见识了。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却没有闲下来，不停地向各位敬酒。席间，他关切地问候我们共同熟悉的一些老人的近况。我们谈巴金，谈萧乾，谈不同话题……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香港。每次聚会，依旧是他带酒，大家共享。喝到兴头，他会即席朗诵自己新写的旧体诗。哪里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1997年，曾先生来京我们得以再聚。此时，我正在撰写黄苗子、郁风夫妇传记，席间我请他回到香港后，能否帮忙查找1949年郁风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的关于开国大典的通讯。回到香港，不久他来信如下：

　　李辉先生：

　　北京会晤，未能多聆教益，十分遗憾。

　　承嘱代找香港文汇报开国大典时郁风大姐所写的通讯，我回港后就托文汇报的朋友办理这件事。由于是数十年前的旧报，如非入了电脑，翻检不易，迄未有下文，仍在追问中。先此奉闻，有劳惦记。

　　彦火兄说贤伉俪十二月有来港之行，届时希通知，我们欢迎您俩与文友们畅叙。 祝

　　文安

　　应红同志均此致候

　　曾敏之

　　九七、十一、卅日

　　虽然未能查阅到旧报，但他对待一个晚辈的请求如此认真，令人感动。

　　未想到，不到一年，1998年9月间，一次因我而起的关于巴金的激烈争论，将曾先生、罗孚先生两位老人卷入其中牵扯。

　　曾先生早在抗战期间便认识巴金。1942年，二十五岁的曾先生曾在桂林，帮助王鲁彦先生编辑《文艺杂志》。巴金是王鲁彦挚友，也是《文艺杂志》的积极撰稿者，先后为《文艺杂志》创作《还魂草》、《长夜》、《某夫妇》、《灯》等小说、散文。在此期间，曾先生与巴金有了交往，从此，巴金一直是他所敬重、爱戴并有深厚感情的前辈。后来，他曾写过多篇记叙巴金印象文章，尤其对晚年巴金所写《随想录》予以很高评价，作为历史过来人，他深知承受过精神之苦的巴金，晚年的所思、所忧，是当今中国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文化财富。

　　时在1997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五卷本《李辉文集》。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内地杂文作者朱健国先生，突然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文章，从读拙著而展开议论。

　　清代乾隆年间，曾编纂《贰臣传》，选录一批曾在明朝做官，后又在清朝做官的官吏，因此，所谓“贰臣”，通常是指既在前朝做官又在后朝做官的人。朱健国在文章中，借这一特定的概念，激烈抨击巴金等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将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们的思想变化和生存状态，简单化地、粗暴地归之为“贰臣”，实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阵势。

　　作为历史过来人，曾先生无法接受以这种方式抨击他所爱戴的巴金。于是，这位性情中人，拍案而起，奋笔直书，予以反驳。文章发表之前，他寄来校样并附下面一信：

　　李辉兄：

　　别来又易春秋，想忙中一切都好!

　　今寄奉由耀明兄将发于《明报》月刊的两篇文章，十月一日出版。于頻是我以笔名批斥朱建国的，他作了回应，看来我得再写文章，对朱打着“清高”幌子，实则贩卖“左毒”的言行痛加驳斥，想来您不会同意他标榜的“新贰臣”标准吧?

　　寄上的文章，我以《谈贰臣传》为题，是排版时的清样，发表时耀明改为《巴金岂是失节的贰臣?》，因复印字迹不清，(传真)所以附上我原题的清样以资对照。

　　……

　　也许我会到了内地打电话与您交谈。

　　祝

　　文安

　　应红均此问好

　　曾敏之

　　98.9.24

　　其间，我们通过电话，聊了很久。

　　在香港发生的这一激烈争论，渐渐平息。

　　十几年已然过去。现实情况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在《随想录》中提出的诸多命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因简单、粗暴的贬低，被人们遗忘，更没有过时。相反，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历史深处，追寻真相，直面历史，此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晚年巴金曾以衰老之躯而身体力行，在他们发出的声音里，可以听到巴金呼吁之声的回响。

　　三

　　交友甚广，捐赠数百封文人书信

　　一次意外见到曾先生，是在2009年夏天。

　　我应《南方都市报》之邀，前往广州文化讲坛做一演讲。演讲结束，才发现九十二岁的曾先生也坐在台下。他告诉我，这些年，他长住广州，看到报纸上的预告，就专门来了。见到高龄的他，居然坐了两个多小时动也不动，我很感动。闲聊几句后，如在香港时一样，他执意要请我吃饭，还说，再约几位广州文友。他约好时间，留给我酒店地址。

　　第二天，我如期前往酒店，找到说好的包间，可是空无一人。他没有手机，打到他家，保姆又不会说普通话，无法沟通。我等了好久好久，无奈中只好悻悻而去。几个小时后，我的手机响了。原来他们去的人多，临时换了一个包间。他们没有想到，服务员未能明白告知我。他忘记带我的手机，大家只能等，等了很久才开席。电话中，曾先生说，他担心我人生地不熟，出了什么故障。对我的爽约缺席，曾先生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这更让我懊恼，愧疚。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