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0年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小时候，我喜欢听故事也特别爱看书，这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我母亲当时是乌鲁木齐市第二女子中学(是为少数民族女子办的学校)的老师。我父亲也是老师，他是新疆实验中学的第二任校长。当时，我家里有一些维吾尔文藏书，有维吾尔族传统的经典之作，也有前苏联作家的翻译作品，家里的这些藏书基本都被我读完了。阅读使我爱上了文学。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学习汉语，那时，我们一周只有两节汉语课。我总是学不好，这周上的课，下周全忘光了。这使我的汉语水平总也提高不了。 汉语阅读打开了我的眼界 初中毕业时，我所在的新疆实验中学开始实行双语教育，先办汉语班，做试点。那大概是新疆最早进行的双语教育试验了，也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课。 那一年，教我们汉语的老师为了让学习更有趣味，就鼓励我们读汉语文学书籍，让我们记下自己一天能认下来的汉字。认得多的学生可以“去北京”作为奖励，实际上就是贴个小红花，不是真去北京。 那时候，我已经看过维吾尔文的《红旗谱》，但只看了上部，下部还没有翻译出来，这让我很着急，特别想知道后半部都写了些啥。看完电影《林海雪原》后，我喜欢得不得了，也想找书来看，可一打听，这本书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文。 上了一段时间汉语预科班后，我认识的汉字多了起来，就找来《红旗谱》等汉语书读。刚开始读得很吃力，很多字都不认识。老师当时教我们，遇到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我懒得查，其实也是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只想读下去，根本不想停下来查字典。对那些不认识的汉字，我先是跳过去，读后面的内容。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联系上下文猜那个不认识的字是啥意思，这招还真管用，一本书很快就看完了。其实，当时我主要看的是故事情节，一本书中不认识的汉字还有很多。就这样，那一年中，我不仅读完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连《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都读完了。后来，我又阅读了一些世界名著。 读过这些汉语书后，我的眼界一下子被打开了，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宽阔得多。这个世界上，还有更丰富的情感，更动人的故事。读了这些小说，我内心里对文学的热爱更加深厚了，立志将来也做一个写书的人。 只可惜，这种试验只进行了一年就停止了。“文革”开始后，我们没学上了。那时候，我最喜欢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一是看个热闹，再就是锻炼我认汉字的能力。 北京知青教我读《红楼梦》 后来，我和一批乌鲁木齐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分配到伊吾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当时有6位是我汉语预科班的同学。我们到达伊吾军马场的时候，已经有180多名北京知青在那里工作了，和我同去那里的还有好几百名乌鲁木齐知青。 那些北京知青大部分是“老三届”的，其中有一些人相当成熟，很有文化，他们带了好多古今中外的好书，有事没事，他们都在读书。我也喜欢读书，看到他们手中有那么多好书，就使劲和他们套近乎，想借他们的书看。 那时候，可以看《红楼梦》，也可以看《水浒传》，这些书我以前都没看过，因为没有翻译成维吾尔文的。我特别渴望能读到这些名著。 北京知青中有个姓周的大哥，他特别喜欢读书，自己也有不少书，同时他也知道谁有什么好书。他带的书中，就有《红楼梦》。我瞄准了他，故意把自己放马的值班时间和他调到一起，把马放在草地上后，我就和他聊他看的书。有一天，我对他说，我想看《红楼梦》，他说，好，就把《红楼梦》借给了我。 刚拿上《红楼梦》，我心里激动极了，迫不及待地想看，但还是忍住了。我要等工作结束后，在专门的时间里来享受这本书。 我们那里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下班后，我点着煤油灯，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打开了《红楼梦》，一页、两页、三页……让我失望的是，我已经全身心地进入阅读了，但还是搞不大懂书里在讲什么。 那时候，我虽然读过一些汉语书籍，但从没接受过文言文的训练，所以面对那本大名鼎鼎的《红楼梦》，很是吃力，但我又特别想读完这本书。 第二天，我对周大哥说，我读不懂，但我实在想读这本书。周大哥说，那我给你讲吧，我讲一下你就明白了。我兴奋极了。 从那一天开始，周大哥就对着书给我讲《红楼梦》，他用我能听懂的汉语把书中的故事一点一点往下讲，我听得津津有味。那时，我们分两班倒，要么上白班，要么上夜班，我们想方设法凑到一起，目的就是在一起阅读。上一个班是八个小时，八小时中，他能给我讲五个章回的《红楼梦》。 周大哥讲完后，我回去再按他讲的，对着书读一遍，慢慢就摸索出了文言文的意思。周大哥讲到五分之一的时候，我就不用他讲了，我自己抱着《红楼梦》全四卷开始读了。 后来，我陆续从周大哥那里看了很多世界名著，诸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当时这本书还是禁书)，还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牛虻》等等。那时候，只要听说谁有好书，我就会过去找他，让他把书借给我，对方需要交换什么我都给。比如对方会说：“那把你的马借给我骑一天吧。”为了拿到书，我就把工作用的马借给他骑，自己走路回去。我在军马场工作了四年，读了四年书，这四年对我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王”原来是王蒙 有了这些文学积淀，我就开始尝试着写小说。先用维吾尔文写，再自己翻译成汉语。有一天，我在放马，场部一名干事带着两位北京来的人找我，原来他们是总后勤部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这两位同志对我说：“你那么喜欢看书，自己写过东西没有?”我说正在尝试着写，他们就让我写一篇反映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文章，说是要出连环画。 那些日子，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始写那篇文章，但文章写好后，这两个人再也联系不上了，只得作罢。后来，我回到乌鲁木齐市，到新疆实验中学当老师，就把那篇文章拿出来改成短篇小说，投给了《新疆文艺》杂志。 有一天，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有个汉族同志敲开教室的门，问我：“你是不是阿扎提老师?”我说：“是。”他说他找我有事，我说我正在上课，让他等我下课以后再说。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