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

　　大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忘记多年前王德威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新径,以至于迄今“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作为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三代领军人物,王德威笔锋所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一些被压抑的议题纷纷涌动。比起许多让读者看来颇感无味的学术评论,王德威为我们引领了一条通往中国文学的奇妙丰富的新路径。他的视角,他的研究,不仅照亮中国文学研究的天地,还给予响亮而深刻的击声。

　　经过多番邀约,近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于百忙之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对本报发起的“再提‘重写文学史’”提出诸多问题的见解。在访谈结束之际,他表示,希望这次对话对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有新的贡献。

　　小文章构成文学史

　　问:您受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正在主编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具体编写情况?

　　王德威:这套《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从2012年开始编,到今年年底之前就大致告一段落。和一般的文学史不一样,一般文学史强调起承转合的论述理念,而《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大叙事,虽然也有论述,但是比较微妙地隐藏在各个不同的文章里头,整体结构是由150到160篇很小的文章构成,并按照编年的方式,从我想象中的现代文学的开端,即大概19世纪初期,慢慢地演进,大概在19世纪末期,现代的感觉就出现了。而在整个20世纪里,现代文学史达到了我那种想象的高度和丰富的程度。

　　150到160篇文章,虽然是按照编年的方式,可是每一篇都各自有独立的命题,从一个名字,或一个作品,或一件器物,或一个历史经验,又或者是一个有意义的新闻事件等等,作为一个切入点,从小延伸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写作的风格也有很多种,甚至包括创作在内。

　　问:对一个历史事件,具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是否也构成了“重写文学史”无限的可能性?

　　王德威:文学史是需要不断重写,不断思考。当提出“重写文学史”,并不是说重写几次就结束了。历史总是需要不断被改写,而且历史有很多种,不是说我现在推出一个新版文学史,就必须把其他认识历史的方法和写作都排除在外,并不见得如此。一种新版文学史,也许可以做成不同的对话,做成现成的其他各种方式,这是国外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一种不同看待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式,这是一个对话的尝试。

　　文学史不是封神榜

　　问:您在主编《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过程中,有没有也想过从域外汉籍中寻找参考点?

　　王德威:我的野心没那么大。中国文学史在大的汉语前提里面,都会提出一些对话的声音,但不是有必要都包括在内,恐怕不是现在我们做文学史的非要考虑的要向之一。 “包括在外”是另一种方法辩证。我们有这样一种文学上的现象,那么足以让我们联想到域外汉文化的复杂性,我们有些文章可以提出来,但不必变成传统的文学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写法。我等于是提出进入问题的一个点,而让读者有一个思考的余地,或参与继续延伸文学史的可能性。所以,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150几篇文章像天上的星座一样,我们可以从星星里面从中划出一些星座,然后让关心者、阅读者想象到星海浩瀚。

　　不是说文学史必须巨细靡遗、包罗万象,文学史给予我们的文学意义,恰恰是它能够提供一种想象空间的可能,这本来就是文学的出发点。然而,现在的文学史就是希望写成百科全书,万象包罗,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想要做的。那么,另外在域外汉学的部分,因为我们是在国外做,不可避免在研究范式或参考材料上都有很多限制,所以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做法,的确也是因为在国外资源的局限。可是,我想我在做这套文学史,如果选出一个关键词的话,它可能是指各种不同的文类或文学现象,或历史跟文学的创作方式,这个关键词可能是遭遇,或者碰触。从国外来讲,当然是以西方的碰触和遭遇,去解释域外汉学的问题,这是我们会处理到的。

　　问:这套文学史会把年轻一代的作家写进去吗?

　　王德威:当然可以,我们这套文学史不但写新作家,还作前瞻性的预测。文学史不是封神榜,不是排座位,文学史上出现的现象,是需要我们观察的,包括现在的网络文学,因为网络文学的延伸所产生的粉丝文化,以及最近十年在中国内地流行的科幻小说,包括像韩松和刘慈欣的作品,都有专门的文章来讨论。还有“韩寒现象”和“郭敬明现象”,也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比如从1999年到现在,韩寒创作的内容,与其相关的文学传播方式,还有以他所代表的一种新的格局,值得我们思考。

　　改写永远处在不稳定状态

　　问:最近一部讲述萧红的电影《黄金时代》在文艺圈内又掀起一股“萧红热”。在您看来,这种借助影视剧等方式产生的作家热,或者边缘作家中心化,跟重写文学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

　　王德威:占有很大的分量。1988年国内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我想相对于过去以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基础的文学史那种官方教条式的做法,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写的力量,而重新肯定了很多因为各种原因不受到重视的作家。改写的边缘和中心,永远处在不稳定的关系状态中。至于萧红,我相信她应该不算是边缘作家吧,她在国内文学史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国外的话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获得重视,甚至夏志清都说过,如果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能够多一些萧红的材料的话,那么他肯定会认为萧红的成就是不亚于张爱玲的。这一类当然就需要后人不断用重写的方式,来看所谓文学星座图的各种排列组合的方式。

　　问:重写文学史是否也意味着有意要推动“边缘”和“中心”两者关系的改写?

　　王德威:它也不见得故意要推动,它是把这个关系改变。因为任何一种有见解的文学史,若具有一家之言的信心和能力的话,它总是把过去的、现成的所规划出来的各种文坛的关系重新做出解释,所以不见得是做边缘和中心这样两极的划分而已,很多关系都因为文学史的写作,得到一种重新的诠释,得到一种不同的看法。相对之下,当然文学史就已经不断在重写的了。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