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只是将晚明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一遍，完全没有超出教科书的认识。由于他的领域是明清，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比较陌生，很多论断非常隔膜甚至可以说是可笑。比如他认为，文革是土改的延续，把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关系和宗族关系彻底打破，造成了全新的社会底层结构，在上面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进行“数目字的管理”。这完全是对黄仁宇发明的理论名词的生吞活剥、随意滥用。周有光对此有明确驳斥：“史景迁不懂中国，不懂苏联。土改是完全错误的，土改是要完全消灭地主阶级。他们不了解地主不完全是剥削农民啊，地主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投资者、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地主阶级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动力。”至于对文革的评价，相信那些数以亿计深受其害的中国民众，无人敢于苟同。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也是如此。史景迁以时间为顺序，讲了几十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史料很细致，但看不到分析和思考。给人的感觉是，他只是从几十位知名西方人的作品中摘录出相关章节，生硬地结合到一起，有种东拼西凑之感。我们知道，由于时空阻隔，任何国家的人看待异邦，都可能存在着失真的现象。所谓形象的误解，缘于交流不畅，是前现代的产物，到现代社会以后便没那么明显。而且，正解或误解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本质。相对于揭示所谓的形象演变，展示背后的故事才更有意义。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一切意义的揭示，在史景迁的书中都付之阙如。他仅仅是粗略地梳理了所谓的形象流变，介绍既不完全，也不深入，还没有独特的见解。

　　以上种种可知，从史景迁的作品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洞见和深刻，只看到了各种热闹的东洋景(很多也不够热闹)。他本身缺乏洞察历史的能力，对历史的幽暗一面也缺乏洞察。他大概也能意识到自己缺乏这种能力，遂专注于说故事，不去评价也不敢评价。然而，在其弟子看来，这却是主动拒绝臧否，摒弃中国传统的史德观的一种表现。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为尊者避讳，罔顾客观实际的溢美之词。

　　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引入史景迁作品十余册，不但精装出版，还要精细校对，甚至“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打算弄成像圣经一样准确的译本，此举实在大可不必。史景迁的作品，只是西方学者写的通俗史学之一种，比中国的《明朝那些事儿》高级，但也不是什么大经大法或不刊之论。翻译介绍史景迁作品，体会外国学者这种新颖的写史方法，当然有其必要，但更需要的是去粗取精、精细引进。从质量论，大概《曹寅与康熙》《太平天国》《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四本尚可引进，其他如《天安门》《追寻现代中国》《前朝梦忆》《大汗之国》等，基本处于教科书水平，或者远远低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水平，实际根本没有必要翻译。

　　实际上，很多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文水平不超过国内六年级的小学生，对中国的认识相当幼稚。在闭关锁国和政治主导学术的年代，他们凭借一点资料的优势，写出一些研究中国的著作，对国内的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然而，今天的历史研究已经打破政治束缚，回归到学术领域，语言的优势、科研经费的提高也使得国内学者对史料的掌握和解读远远超过了西方学者。然而，我们这里常常不问来路，只要头顶“洋大人”的头衔，便不惜血本一律引入，大搞“出口转内销”，甚至过度吹捧，奉为至高无上的经典，实际是崇洋媚外、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中国知识界目前缺乏的，并非是史景迁式对中国历史的大路货认识。他提供的知识，我们从本国学者的著作中完全能够获得，而且更为丰富。我们最缺乏的，实际是中国以外的历史知识，比如关于边疆的知识、中亚的知识、东南亚的知识。一个国家如果希望成为真正崛起的文化大国，并在国际上负起文化领导的责任，必须对外面的世界有充分的认知，对“他者”有充足的知识储备。然而，我们不但不去研究这些问题，学习这些知识，反而借助史景迁这样的“出口转内销”的著作回过头来了解自己的历史，实在没有任何必要，也让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