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政治思考

　　如果说《三国志演义》是在问鼎逐鹿的政权斗争中思考历史兴亡的话，那么，《水浒传》小说则是在绿林好汉的草莽世界中展示社会动乱。《水浒传》小说的故事始于“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北宋嘉祐三年，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殿前太尉洪信奉仁宗圣旨，到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天师张真人到朝廷祈禳瘟疫。洪太尉到信州贵溪县，游览伏魔殿，擅自打开殿门，掀开石碑、石龟压着的青石板：“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这就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即梁山泊首领的来历。

　　因天灾引起人祸，这是有深刻的寓意的。“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事情，距离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徽宗宣和元年，有61年。60年一甲子，这有某种特殊寓意，指出宋徽宗的社会动乱来源于61年前的宋仁宗。仁宗朝是北宋盛世，小说显然隐含着“从盛世寻求乱世根源”的叙事动机。

　　小说的故事终于“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宋江兄弟零落星散以后，大半惨死，受玉帝敕封，阴魂聚于蓼儿洼。一天，宋徽宗梦游梁山泊，得知宋江等人冤情，惊醒后，命宿太尉查明真相，下旨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在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四时享祭。

　　祸由皇帝而起，由皇帝而终，小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对宋江起义的发生和结局做历史和政治的阐释。我把这种阐释概括为“魔君三部曲”。108位好汉本是“魔君”，最后却变为神。神和魔之间的冲突在《西游记》小说里大量展开，《水浒传》讲的是魔变成神的过程，包括三个故事：第一，群魔乱世;第二，改邪归正;第三，荣升天神。这个“魔君三部曲”隐含着深层政治思考，它蕴含三重寓意，即“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忠义之烈”。

　　官逼民反

　　首先，一百单八个“魔君”降生社会的原因，是奉了圣旨的洪太尉“误”放出来的，这一描写隐喻着“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思想。

　　金圣叹整理出版了《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在《水浒传序》中他说：《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在第一回批语中他又说：“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深有见地。

　　《水浒传》小说第一回，写破落户子弟高俅受到宋徽宗的宠用，从一个市井无赖升迁为殿帅府太尉，倚势逞强，无恶不作。高俅不务正业，“自小不成家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而且品行不好，“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但他有特长，“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高俅在东京难以存身，“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后来遇赦，高俅要回东京，柳大郎乘机将他托付给“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董将仕怕他影响自己的子女，将他推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把他推荐给王驸马，由此得以接近端王，即后来的徽宗，飞黄腾达，“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前府太尉职事”。

　　小说家借高俅发迹的故事告诉我们，北宋徽宗时期官员的素质并不高，甚至普遍低下，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欲，成为政治黑暗的根源。同时这是人才选拔体制的问题，皇帝仅凭自己的喜好就可以让你生、让你死，让你升官、让你贬职。所以高俅的故事隐喻的是对整个政治体制的批判和失望，对整体官员素质低下的失望，这才导致百姓揭竿而起，“乱自上作”。

　　替天行道

　　其次，一百单八个“魔君”降世，纠集在梁山泊，一方面扰乱了“大宋天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一方面又成为“宋朝忠良”，力图以违背现实政治秩序的叛逆行为来达到整顿伦理纲纪的最终目的。这隐喻着“替天行道”思想的复杂内涵。

　　梁山泊杏黄旗上大书的口号是“替天行道”，这是一个含意模糊的口号。

　　“替天行道”可以是造反的口号。孔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代天行道”原本只能是皇帝的专利，现在居然有人擅自出来“替天”了，这便说明原来的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了，必须取而代之。但是，“替天行道”也可以是一个妥协的口号。在古代社会里，反叛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敢“擅改年号”，不愿像李逵那样公然宣称夺取皇帝的“鸟位”的时候，便可以用这个口号，把“天”说成是当今皇帝，把自己的反叛行为说成是代替皇帝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这样一来，反叛政府的武装力量就可以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在《水浒传》小说中，九天玄女教导梁山义军领袖宋江说：“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小说第七十一回从天而降的镌有天书的石碣，侧首一边写着“替天行道”，另一边写着“忠义双全”——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在《水浒传》小说里，“忠”、“义”是相辅相成的。

　　“忠义之烈”

　　造反与效忠原本是对立的两码事，怎么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呢?《水浒传》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那就是招安。

　　正是因为社会黑暗，奸臣当道，这才使得忠义之士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地采取先造反而后受招安的方式，以达到“为国尽忠”的目的，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小说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英雄排座次”时写的《满江红》词说得很明白：“……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后来燕青到东京，又向徽宗进言：“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经过几番周折，排除了朝廷之中和梁山内部的重重阻力，宋江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终于接受招安，替皇帝北征南讨，遏止觊觎国鼎的辽军，扫除不“替天行道”的方腊。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