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自有中山在——再论“孙中山”称谓的历史渊源兼与李吉奎先生商榷

　　一个时期以来，海内外部分学者围绕“孙中山”称谓的起源及流播过程做了详细考证，对这一称谓“为何孙本人不愿使用，别人却都在使用”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究。李吉奎先生日前发表于《南方周末》的《孙中山，一个被取、用的名字》(以下简称“李文”，笔者注)，是其中一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刊发后在学术界和舆论界也引起了一定关注。笔者并非是孙中山的专门研究者，但对这一问题也关注已久，几年前曾专门撰文《简论“孙中山”称谓的民族文化渊源》(刊登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以下简称“渊源”，笔者注)，对这一称谓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非藩属或邻邦文化的事实进行过初步探讨。受到李吉奎先生研究成果的启发，现就“孙中山”称谓的历史渊源再谈几点愚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孙中山与国人通信署名“弟中山”，始于1903年12月的《复黄宗仰》，而非1910年8月13日致张永福函。“李文”指出，孙中山对日本人通信中署名“中山”，只是自认“中山樵”化名中的日本姓氏，但对中国人通信中署名“弟中山”，“则是孙氏用作自己的名字”。这一判断基本正确(更准确的说，是接受了别人赋予的称谓)，但有关孙先生与新加坡华侨张永福的通信中始用“弟中山”的结论则与史实不符。早在7年前，也就是章士钊“误译风波”发生的当年，中山先生在给友人黄宗仰的复信中，就已使用这样的署名了。其中缘由与黄宗仰《与中山夜登冠岳峰》诗中将孙先生誉为当今的“中山靖王后”刘备有很大关系，详细考证见“渊源”拙文，这里不再赘述。

　　这一点足以说明，章士钊回忆由于阴差阳错造成的“孙中山”称谓出现后，“(孙)先生似亦闻而默认”，并非是多年以后对既成事实的被动接受，而是在一开始就存在情感方面的深度契合。否则，以孙中山的倔强个性，如果本人认定“中山”的称谓“来源于亡藩辱爵”并因此感到“情何以堪”，他决不会坐视身边的同志、朋友将一个侮辱性的称谓加诸自己头上，更不会对这一称谓的迅速蔓延并最终掩盖本名无动于衷，因为这不仅仅关系个人的感受和名誉，更会影响到自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前景。

　　二、伴随着南宋至元明时期汉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中山”一词逐渐被赋予了“兴汉”和“驱胡”的双重文化内涵，这种演变与琉球中山毫无瓜葛。南宋以后，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侵与汉族政权逐渐丧失对中原的影响力，身为“中山靖王之后”力倡“兴汉灭贼”的刘备及其蜀汉政权在华夏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如日方升。从朱熹编著《通鉴纲目》确立“帝蜀寇魏”的蜀汉正统，到文天祥《正气歌》中对诸葛亮《出师表》的极力推崇，乃至关汉卿创作的经典剧目《单刀会》中，对捍卫汉室正统、坚守汉臣气节的关云长的深情讴歌，都抒发了深受外族侵凌的广大士庶百姓渴望恢复中原汉族政权的强烈心愿。这种社会大众心理，又为日后朱元璋发动北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作为朱元璋手下的两员得力大将，徐达首封信国公(朱熹和文天祥的封号)，死后被追封为中山王，汤和首封中山侯，后加封信国公，也就颇有深意了。这种文化意识，在清军入关后，又进一步被强化。康熙年间吴乘权等人编篡的《纲鉴易知录》,将史书上有关徐达病逝后朱元璋下诏赐葬“钟山”的记载，看似不经意地写成“中山”，从而把明太祖与刘备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朱元璋生前建都于“中山”之阳的应天，死后又安葬于“中山”之麓的孝陵，足以彰显明太祖是刘备兴汉事业的正脉嫡传了。

　　孙中山自创立兴中会以后，始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并将刘备、朱元璋视为民族革命的先驱。早在1895年11月，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首度流亡日本，他在横滨就曾对冯自由说：你读《三国演义》“知喜孔明，即是明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孙中山对朱元璋“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语出孙中山1904年撰《“太平天国战史”序》)的功业，更是赞颂有加。

　　正是由于“中山”一词与“兴汉驱胡”事业息息相关，所以孙先生革命阵营中的同志才会欣然接受“孙中山”这样一个因为误译造成的特定称谓。正如刘成禺在《先总理旧德录》中追忆的那样：孙中山“因常往东京，便与学界士大夫相见……群曰中山驱胡，其名最当，况前有中山樵之根源乎。此后称中山先生，或称先生而不名。”

　　中山先生逝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挽联，下联是：“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此联将孙中山和朱元璋相提并论。一个“袭”字，一个“一匡天下”，清晰表明了“中山”的称谓自有其民族文化渊源。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承袭的绝不是琉球中山这样的海上藩属小国，更不是日本赐予琉球亡国之君的中山侯爵封号!

　　三、中山先生本人从不自署“孙中山”，不是担心“为外人笑”，而是反映了一位深谙民族传统文化的政治家的谦逊与清醒。诚如“李文”所说，中山先生在所有文字材料中从未落款“孙中山”。但这绝不是因为“中山二字之含义，细想起来，孙氏可能极不舒服”;恰恰相反，这正反映出孙中山本人对中国传统名号文化的深刻鉴察。

　　传统意义上，中国人的名号大致包括以下五种：一是父母、老师取的本名;二是君主、尊长给予的赐名;三是活着的时候由弟子、朋友或民众确定认可的尊号、敬称;四是自取的化名、别号;五是死后由国家或私人追赠的谥号。“孙中山”的称谓显然属于其中的第三种。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梁烈亚老先生在《孙中山先生名号略考》一文中指出：“(孙)本人一生未尝以‘中山’二字为其正式确定之别号。但我国人公意，皆认‘中山’二字能表现先生之伟大人格，故一致以‘中山先生’四字为推崇之尊称。”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