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中国科普研究所8楼的会议厅里，科普作家陶世龙坐在正对着门口的地方。每看到一个新进门的老朋友，这位85岁的老人都大笑着，用洪亮的声音叫出对方的名字。

　　“章道义、王麦林、赵世洲……”坐在旁边的汤寿根念着参会者名单，“赵之怎么还没来?”

　　名单上的每个名字，都是中国科普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前辈们，自掏腰包组织了这次活动。名单上没有写职务，因为上面的每个人都已不在职，所有的头衔前面，都需要加个“前”。

　　“见见老朋友，庆祝科普作家协会成立35周年，还有，给王麦林大姐过90岁生日。”协会的前副理事长汤寿根老先生总结说。

　　1979年中国科学普及创作协会建立之后，汤老先生连任了两届理事会的副秘书长，而当年的秘书长，就是如今坐在他斜对面的王麦林。

　　顶着满头白发的王麦林咧嘴笑了，这位老科普工作者秉持着一贯的严谨态度纠正说：“是89周岁。”

　　“35年过去了，我们做得怎么样?许多同行已用丰硕的成果作出了回答。” 陶世龙的发言稿里充满了回忆。

　　科普作家协会老会员沙龙的现场，长方形的会议桌摆在正中间，十余位老前辈围坐在桌前，互相打着招呼，彼此询问这些年来的状况。用汤寿根的话说，他们都“好多年没见了”。

　　汤寿根最终确认，名单上的25人，因为身体原因，最终只来了十几个人。

　　著名科普作家、科幻小说家、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金涛，原本打算来参加这次聚会，但由于身体不适，22日当天也没能出现。

　　但就在4天后，10月26日，金老先生又有了一个见见老朋友的机会，那天下午两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大厅里，72岁的金涛走上主席台，从王麦林手里接过了一束鲜花，他是“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基金”奖的第一位获得者。

　　就在去年，王麦林将100万元人民币，无偿捐赠给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设立了中国科普界的第一个科学文艺创作奖励基金。

　　那笔钱，几乎是这位老大姐毕生的积蓄，她的这一举动，入选了由中国科协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十大科普事件。

　　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章道义，在他主编的《中国科普名家名作·麦林篇》中，对王麦林的评价是，“影响了整整一代科普作者”。

　　“她主持《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编辑工作，创办了《科普创作》杂志，现今60来岁的不少知识分子，都是读着她的杂志长大的，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今年82岁的汤寿根，对这位老大姐十分推崇。

　　这些科普作协的老前辈们，几乎都已经是八九十岁高龄，却大都口齿清晰，精神矍铄，《不知道的世界(物理篇)》的作者赵世洲坐在最边上，耳背的他几乎听不清老朋友们说话，只是笑眯眯看着大家。

　　国际科学作家协会(ISWA)首名中国会员谢础拿出两张旧照片，给围坐在会议桌前的大伙儿传看。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他和陶世龙等人一起参加中国科协科普考察团，赴美国考察时拍的。两张照片已经泛黄，画面也显得有些模糊，背面用黑色的签字笔写着“DC”、“考察团”字样。

　　“35年过去了，我们做得怎么样?许多同行已用丰硕的成果作出了回答，我自己则感到惭愧，这些年做的很少。”已经谢顶的陶老拿出自己的新作《谈天说地》自谦说，“这是吃老本儿的东西”。

　　这些年来，他参与主编了《科普创作》、《科技写作》、《科普创作概论》和《黄河文化》，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纵横谈》。在参加这次沙龙之前，陶老再三修订了自己的发言稿，整篇稿子里充满了回忆。

　　陶世龙几乎能记得起那个夏日午后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从主席台上被搬下来的桌椅，每个人都“平起平坐”

　　陶世龙还记得，35年前的夏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接见了参加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他怎么会来?当然是我们邀请的!” 这位前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室主任回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科教出版界和科普作家、编辑家一共300多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筹委会。1979年8月，科普作协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准备在北京召开。“会务主事者王麦林、章道义同志就提出，想邀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讲话，让大伙想想请谁好，提出来他们去办。”

　　当时，陶世龙马上想到，“胡耀邦同志最合适”。“因为他一向重视科学技术，支持鼓励科普创作。此时作为中宣部长，又正好管得着。”

　　之所以推荐胡耀邦，更重要的原因是，1955年胡耀邦曾公开鼓励、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向科学进军，并提出了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的问题，组织推动青少年读物的创作与出版。1955年10月2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上，以一大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国文学、美术、科学工作者，响应“号召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章。

　　“我个人即由此而走上科普创作的道路。”陶世龙说。

　　正因如此，当科普作家协会成立之初，陶世龙等二十多位科普作家以个人的名义，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我们正是在你的教育下，决心献身科普事业的，当时我们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现在都是中年人了。尽管因而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更看清了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还准备把我们毕生的精力贡献给青少年，渴望能把这一工作做好，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和需要。”信送了出去，没多久就有了回音。

　　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是在1979年8月21日下午3点，陶世龙几乎能记得起那个夏日午后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从主席台上被搬下来的桌椅，每个人都“平起平坐”。他在会上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也是他“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定要依靠科学、民主、法治，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