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出，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

　　“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加厚颜无耻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的人的本质、他人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诱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

　　┄┄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些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

　　从中世纪内部发生的商业化模式算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已有几百年，研究者已经需要区分古典资本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不同特征了，但是，那种“每个人都指望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的基本动机，却是一以贯之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理查德·罗宾斯(Richard Robbins)的《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年版)，便依然是从这个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的。

　　罗宾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它鼓励资本家积累利润，鼓励劳动者积累工资，鼓励消费者积累商品。换言之，资本主义塑造了一群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资本主义规则的民众，他们的行事方式是在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习得的，他们必须这样行事。”

　　应当承认，赵本山的忽悠系列作为搞笑的小品，本身并无如此深入的理论自觉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其自觉性只不过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民间智慧故事而已。问题在于，当中央电视台通过春节晚会向全中国、全世界播演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居然对自己的行事方式破了例，也就是说，它没有通过传统的审查方式去改造这个系列，没有要求作品在某个地方——通常在结束处，对忽悠这种行为进行批评，哪怕是“劝百而讽一”的效果也行。当然，作品本身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没有显示出忽悠以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物质后果，比如使用了拐杖、轮椅、担架以后身体受到损害，这样，似乎也无必要去进行一种勉强的社会批判。这就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真正道义盲点，你被虚假的需要支配了，付出了代价，但你似乎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你使用了商品，尽管你不真正需要这些商品。人心的损害算什么呢?讲法制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认真对待人心问题的。

　　显然，中央电视台也会以“娱乐”为理由来原谅自己，为什么要让所有的节目都担当起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呢?是的，理由总是有的，事事较真就会变成文化专制主义。只能说，中央电视台在客观上默认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以利润为中心的价值观，从非常细微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如何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市场社会。

　　由于中央电视台春晚此次在一贯的国家意识形态风格之下，同时也容忍了赵本山的忽悠系列，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同时存在，和平共处，这就一文化范本的方式构成了市场经济时期的深刻文化矛盾——构建的同时被解构。

　　清醒者总是有的，网络上有文章就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赵本山的小品，他的小品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他后期的小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忽悠人为取乐，忽悠卖拐、忽悠卖轮椅、忽悠公鸡下蛋、忽悠不差钱，他的卖拐卖轮椅也曾经引起一些残疾人士的强烈不满，但是赵大叔演的毕竟是娱乐节目，没指名没指姓，终究没惹起纠纷。但是这之后社会上确实忽悠成风，有人与人之间忽悠的，有发信息忽悠的，有打电话忽悠的，几乎每天我们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和电话在狂轰滥炸的忽悠我们：‘请把钱汇至下列账号···’，‘大哥，我家很穷欠了别人家的钱，我愿意用我的一切···’，‘你的银行卡消费9000元，请打下列电话查询···’，‘你中奖了，请打下列电话查询···’，忽悠和诈骗到底有什么区分?如果说诈骗是以骗人的手段非法获得受害人的钱财，那忽悠卖拐卖轮椅呢?也是以无中生有的手段忽悠走他人的钱财，前者是受法律制裁的，后者是某大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演的，虽然没有号召向卖拐的赵大叔学习，但是每一个节目都有他的思想和内涵，我们成人是有鉴别是非能力的，对这样的小品一笑而过，可是我们的孩子们呢?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见一个6岁小女孩对着我们说长大要当贪官，我们的心都要碎了”，“赵本山忽悠卖拐最后忽悠了谁?”

　　可以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宏大国家意识形态叙事，终而遭遇赵本山卖拐系列的解构，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忽悠——庞大的国家机器居然被一个农民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