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就开始听说要取消分配，要靠自己找工作，我就担心国家会不会抛弃我们，上山下乡的人是被愚弄的一代，我们会不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代?我也担心有关系的人以后找工作可以拼爹，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没爹可拼，是不是只能到老少边穷去，这个心理疾病折磨了我四年。

　　我还担心毕业那年香港不能和平回归，会打起仗来，那样我的大学也可能白读了，我为什么又会有这个想法，是听家里人说，村里那些人希望香港不能和平回归，最好打仗，社会一乱，我的大学就白读了，他们希望香港打起来，仅仅就是能让我找不到工作，他们就欣慰了，这很符合乡下有些人的性格，在我老家，不少人在秋天到山上采板栗与核桃时，就是直接把树砍倒，唯一的目的就是摘上面的板栗或核桃。幸亏我们毕业是在7月1号前，那一年的7月1号前也一直风平浪静，我这个心病才慢慢没有了，他们可能会为这个留下心病。

　　毕业后投身国企，企业却在云雨来时，对待子弟学校像鸡肋一样吊着，用“拖字诀”这民族智慧甩包袱，让年轻老师自己觉得耗着无望，走人。在忧虑了一年辞职后，我患了四年的编制焦虑症。辞职后的人像古代被休的女人，完全贬值了，我怎么努力怎么焦虑，还是无法短期内得到象征稳定、尊严与经济平等的编制，这种焦虑让我无数次梦里找工作，也无数次在梦里困惑，怎么那么多人没有文凭没有知识，却干着有编制的好工作?

　　梦里都这样，醒着时的心理疾病自然不轻，这个病在我后来考上了研究生才白天里不再焦虑，但梦里还是会做不停找工作的梦，做没有编制的苦恼梦，精神上留下了伤痕，消除真的很难。

　　后来，我到了大学教书，望着下面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孩子，我的编制焦虑症有时就会犯，在这个已经严重拼爹的时代，我忧虑他们以后找不到有编制的工作，这种忧虑简直成了下意识的习惯，就像我总是望着我那几岁的女儿，担忧她长大后会饿肚子一样。

　　谈到饿肚子，我总幻想在自己住的一楼地下，刨出一个大洞，里面藏好能吃几十年的粮食，这样就不怕饿肚子的日子再来临了，刨洞容易，如何把粮食保存几十年不霉变，一直苦恼着我，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就心里一直不踏实，怕那一天再来临，我总不能把自己剁了吃了。

　　但我没有给他们讲编制的重要性，这东西要靠自己屈辱的经历来体验，“他人说来终觉浅”，我在有一次需要在一个工作经历表上盖章时，我从江西跑到武汉，去华中师范大学那个管人事的部门想盖个章子，那个中年老女人，傲慢的一句：“你不是我们的正式职工，我凭什么给你盖?”，然后坚决不给我盖，我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打工过。那一刻，我想到毛泽东打断北京大学的脊梁骨，真的很应该，还想到了小时候心理疾病留下的后遗症：人与人之间就是血淋淋的阶级对立关系。

　　现在，教着人文学科，因为我慢慢成了一个标准的中国人，我已经没有了文科教师应该有的人文教育缺失忧思症，代替的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心理疾病出来了，像人到中年的“三高”齐来一样，有了不会跑课题的焦虑症，职称焦虑症，住房焦虑症……

　　这类焦虑症会让我逐渐成为大学这片土地上的闰土，麻木又实际，最终，心理健康起来，没有心理疾病，然后，闰土一样的老师，带出闰土一样的学生，然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