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公共组屋与中国的土地财政在出发点上是霄壤之别。简言之，新加坡的公屋计划结合家户储蓄与市镇开发，是整编移民社会的福利配套。而中国的土地财政则是以GDP为名目，其实是最为露骨的官商连手运作。批让土地的收益几乎占沿海的地级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没有不断地动迁与向农村征地，中国的地方政府根本无法运转。天价楼宇只是多方信贷的冰山一角，真正的驱动力来自政府，具体来说是官员几近制度化的薪资外收益。

　　郑永年正面评价习近平的集权，认为集权才能推动改革。中国在1994年确立中央/地方分税，土地财政是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二十年来，中国地景遽变，山河变色。西南财大的学者甘犁预估中国有近5千万套的空房，空置率高达22.4%。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都市化并未带来足够的离农就业，许多地级市的住房需求是名目上的预估。改革住房几乎就是革土地财政的命，而这次北京除了中纪委的刀斧伺候外，看来并无可以收拢地方的筹码。强调发展的新加坡有明确的重分配机制，但中国地方政府征地炒房的机器却没有煞车的设计。

　　习近平高举反腐倡廉，新加坡的确可以做个对照。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基本面是政府人事极其精简，既不讲究排场与也无奢侈的形象工程。而中国从中央到村镇六级政府，层层都有四套班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提供的服务何其沉重与昂贵，足以让社会的活力窒息。如果中国真要学新加坡的公共组屋与政府精简，中共必先自限权力，受到社会的监督，这又与习强调党的领导背道而驰。

　　新加坡对中国的真正启示，在于城邦的能量与地理的威力(布劳岱尔语)。中国的官民若真了解新加坡在敌意的环境中还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就会知道自己的省市在皇权一体的政治构造中，丧失了多么宝贵的发展机遇。别说已成局面的上海或深圳，沿海的海大连、青岛、宁波、厦门等港市其实都是可以与狮城比肩的区域首要城市，而内陆的重庆、宁夏、哈尔滨、大理或伊犁，也都具有独当一面的潜能。中国之大，可以有十多个不同类型的新加坡，本应是百鸟争鸣的好风景，但北京的领导者却只想做一只更大的鸟笼。

　　其实中国的菁英对新加坡上层政治的闭锁与沉闷应该有所理解。中国的权贵阶层超常规的享受，与新加坡领导阶层的忧郁谨慎形成高度反差。是新加坡人太过忧心了吗?不，因为他们知道下半场的胜负还在未定之天。新加坡孤立的处境类似以色列，但却没有以色列坚实的民主素养与深邃的文化底蕴。不少狮城的公民正在认真想象没有李家或行动党不再执政的新加坡，因为这一天迟早会来。

　　一般说来，要历经了至少两次的和平轮替，民主体制才得以巩固。在欧洲的历史上，即便民主转型最平顺的英国，克伦威尔也必须让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国会作主的精神才能被确认。公正地审判如家父长般的统治者并执行最严厉的惩罚，是国族与民主的成年礼，只有如此才能洗涤心中的封建残余。当前狮城的半数人心还仰赖族长的引领，但时代终究会变，无君无父才是自我去殖的正道，而深谋远虑的治理者若了解此势不之不可逆，或许可让过程更平顺些。

　　在这个意义上，亚洲只有韩国和台湾走过此种经历，天皇体制未被究责的日本，皇室操纵的泰式民主与仍然仰望一家一姓的狮城都还没上岸，更别说还挂着毛像的中国。所以中国若错认新加坡是个善治的终极版本，就会严重低估了政治变迁的巨大能量。

　　莱佛士在规划新加坡时，曾说此地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两百年后，新加坡远远超过了规画者的设想，生活水平也超过原来的宗主国。新加坡未必是中国政改的摹本，但肯定是亚洲复振的的指标。狮城何时放下高傲冷漠的面具，或许就能重拾热带舒缓多样的生机。若真有一天亚洲高铁可以贯通中国到马六甲，希望彼时的亚洲，都已走出家父长与皇权的窒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