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特利尔我的老家，30年前，说英语的人跟说法语的人的小区是完全分开的，而且说英语的人不愿意说法语，说法语的学英语的话一般都是为了赚钱。但是在1970年代，有一个新政府说，我们要保留自己的语言，尤其是法语;如果你们说英语的人想留在蒙特维尔，一定要学法语，你们的小孩要上法语的学校，而且所有商店的一些牌子都应该用法语，如果你要写英语的话，字应该写得小一点。因为这样，很多说英语的人—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们不愿意接受，都搬到一些别的地方去了。结果30年以后，蒙特利尔90%多的人都会说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且都比较流利，可以说它成为了一个双语的城市—很少有城市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好的结果。蒙特利尔是用政治的权力来保护自己的语言，包括一定要学法语，包括教育的制度等等，这些问题是政治问题。如何分配资源这个问题，跟每个城市的精神有关系。

　　新加坡比较独特，一方面是城市，另一方面是国家。新加坡原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它人口中大部分是华人，华人和马来西亚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冲突。马来西亚于是说，你们不满意的话你们建自己的国家。于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了。他们怎么建立自己的国家呢?他们觉得，如果要建新的国家，最大的问题是要有共同的价值观。第一个方法，就是解决贫困的问题，如果人们的物质仍然很缺乏，就很难推及到对城市这个大家庭的爱。第二个问题比较敏感，因为当时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是华人，占到70%多，15%是马来西亚人，10%左右是印度人，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如果要建立新的国家，没有共同的语言不行。所以从1960年代开始，他们用非民主的办法，规定英语作为共同的语言，要求每个人必须学英语。50年以后，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会说英语也会说第二个语言，不管是普通话、马来西亚语、印尼语或者印度语。1970年代很多西方人批评新加坡，说这是非民主的国家，但是因为他们的问题跟别的城市或者国家完全不一样，他们一定要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要用一些非民主的手段来建立一些国家的归属感，尤其是语言方面。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城市的精神，你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城市有这样的政策。

　　香港地区比较有特色，按照香港基本法，从“九七”以后的50年，他们想保留资本主义的制度。香港人讨论政治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议会，是一座那么小的楼。另一栋高楼是什么呢?银行，中国银行，都是跟金融有关系的楼。这个城市谁有权力?当然不是政治家，而是资本家。很多人如果不懂香港历史的话，会批评这样的状况，认为这样不对，应该是政治家更有权力。因为香港是现在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所以很多人可能批评它。当然可以批评，但是用什么标准来批评，我认为不可以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或者说国家的价值观—更别说是西方的价值观—来批评它，应该先研究这个城市的价值观，或者城市的主流文化，才可以批评那个城市的问题。

　　在牛津，我估计大家知道牛津大学，牛津的精神当然跟学术有关系。城市精神为什么是个政治的问题呢，这跟那个城市的资源有关系。我就举一个例子，在蒙特利尔，每个小区你都可以打冰球，而且蒙特利尔会用城市的资源来建一些冰球场;但是牛津不一样，牛津用城市的资源来建一些板球场。这个是政治的问题。因为板球运动是非常慢，而且不会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是可以持续两三天的运动。板球也有很长的历史，有很多书是关于板球文化的，这样的运动比较符合牛津的精神。我觉得牛津大可以用它们的一些资源来保留板球文化。

　　柏林，德国的首都，新盖的议会大楼，建筑非常透明，因为柏林人想表达自己的城市精神是跟包容有关系的。柏林在17世纪是欧洲最开放的城市，包括犹太人都愿意去，但二战的时候，它变成最坏的，最不包容的城市。访问时我们问一些柏林人，有没有可能这个城市一方面是最包容的，另一方面是最不包容的，将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你们又变成世界上最不包容的城市?他们不愿意公开说，你要跟他们讨论很长时间，他们说我们也担心，所以他们建这栋楼是为了表达自己理想是成为透明、有包容、宽容精神的城市。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可能会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

　　巴黎，法国的首都，很“浪漫”的城市。问题是，当我们问巴黎人，为什么你们那么浪漫?他们说我们不是嘛，这只是一些美国电影说的。但是巴黎人也有一些浪漫，像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比如像卢梭这样的学者，他们认为浪漫就是反对追求物质的生活方式，这跟香港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巴黎人吃的奶酪跟其他欧洲的城市不同，他们喜欢吃一种不健康的奶酪，他们觉得好吃，但是做法有点危险，可是他们坚持认为就是因为我们不追求物质的东西，我们愿意去吃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有一些欧洲的官员反对这样的奶酪制品，因为他们不理解巴黎的精神。

　　我们再来看纽约，纽约一方面是金融的中心，一方面是文化的中心，而且他们都觉得“我们是世界的中心”。但是纽约人真的爱他们的城市，为什么那个口号“我爱纽约”会这么流行，因为它真的表达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很多人移民到纽约，是因为—野心，或者说抱负。1905年，一些人从相对落后的意大利移民到纽约，他们很乐观，拥有远大的抱负。现在纽约还是这样的，大部分的纽约人都是从别的城市或别的国家移民到纽约，这跟一种独特的价值观有关。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城市，有些人就喜欢乡下多于喜欢城市。但是现在中国有城市化的倾向。我们的问题是，城市，尤其大城市，人们普遍缺乏归属感，怎么提高城市的归属感?最重要的方法是提高城市的精神，培育每个城市独特的东西。我们同意，应该先解决贫困的问题，不过现在中国的城市比较发达，所以可以讨论城市的精神，而且应该讨论。现在中国遇到比较独特的问题是，很多城市的市长是外来的而不是从每个城市里面来的，所以他们不一定想保留那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他们更想提高那个城市的经济等等。可是如果那个城市的市长是那个城市的人，他可能比较愿意保留那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或者提高那个城市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本文整理自1月17日贝淡宁应《南风窗》邀请在广州方所书店所作讲座录音，有删节。实习生黄洁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