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敏

　　原标题：“政治化了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敏

　　本文首发刊载于9月11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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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组部的封面文章，从2013年底开始采访，到今年6月见到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李锐，7月采访珠海原市委书记梁广大，8月采访中组部原青干局干部阎淮，马拉松式采访基本算是结束了。

　　最后是漫长的、如履薄冰的审稿。因为题材本身涉及党内重大敏感问题，采访中又提及多位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各方审稿加起来历时一个月有余，改了不下十五个版本，仅李锐位于木樨地的家我就跑了六趟。

　　最后一次去，李锐给稿子加了不少内容，我犹豫地说这些话可能在领导审稿中被删。他用胳膊肘朝我这边拐了拐，眨了下眼睛压低声音说：“他们删了你再加回来嘛。”

　　在80年代的中组部青干局，有“三多”：干部子弟多、秘书出身的多、清华的多。当秘书的，其实也多是干部子弟。文革后，老干部们倾向于选择同阶层的子弟做秘书，政治上可靠。这也是青干局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重要原因。

　　几位采访对象中，崔武年之父崔健，曾担任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任小彬之父任彬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阎淮之父曾任煤炭部副部长，贺兴洲是贺龙侄孙，从小在贺家长大。我曾经听一位他们的朋友说，那时候，一群人中，谁是干部子弟，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身上普遍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说得直白点，就是“傲气”。

　　但我见到他们时，“傲气”已然式微。在这个众声喧哗、难达共识的年代里，他们仍然坚持80年代中国社会一度靠近的人道主义、普遍价值、政治改革。

　　第一次见崔武年，是冬天，将近春节，我们约在广州大厦的一间国营气质的老茶馆见。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系红色围巾，戴一顶有点滑稽的小毡帽。见面后含糊地打了招呼，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语速飞快，他说话没有太多的顾忌，有一种万事皆可对人言的坦荡。听说我们要做的是一组稿子，他跃跃欲试，想约几个人一起谈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这样宏大的命题。可惜当时我们没那样的野心，他大概有点失望，后来我联系好任小彬时，他就推辞不去了。

　　丁玲说，作家都是“政治化了的人”，他们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