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人遭遇人的地方，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在咖啡厅、 在书店里、在沙龙上，你时不时地会遇到惊喜——在你没做好准备的那一刻，眼前豁然游过一条曼妙的身影，或者在你目光搜寻的那一刻，一张标致的脸突然映入你的眼帘，一次次地鼓动着你的小心脏，在你内心平静的湖面上惊起或大或小的波澜。犹记得一次我坐地铁去参加一个活动，当时地铁里人很多，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而这时我旁边站着一个打扮很户外的女人，尽管戴着口罩，但依然掩盖不住她的青春靓丽，本来直接盯着她看会很不礼貌，但地铁的特殊环境提供了一个不算冒昧的机会。那时我们都面对着窗户，由于地铁里亮着灯，只要地铁一离站，驶入黑暗的隧道，这时候窗玻璃上就会倒映出人影来，如此我就能安然地欣赏她的美了，而她似乎也晓得自己有多美，时不时地照着玻璃侍弄自己那垂下来的波浪似的头发。其实我知道她肯定意识到我在看她，只不过这种方式不至于让人反感。我脑子里这时却想起了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正好有一段类似场景的描写，那是在火车上，男人对着玻璃安详地“偷窥”着女人倒映在玻璃上的脸庞。川端的描写很细腻，写出了随着车外场景和光色的变化而给那张脸庞提供的不同背景和呈现出的不同样貌。不知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起川端的这段文字，可是当我霍然遭遇这样的场景时却无能书写出川端那样的效果，人家毕竟是文学大师啊!

　　城市里的女人似乎格外自信、独立， 似乎天生属于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些年才加快，没多少年前偌大的中国还是费孝通所称的“乡土中国”。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女人腿脚上的泥似乎洗得格外快，格外干净，一下子华丽转身变成了城市里的女人，不再有泥土气息。就像某女明星不再有刚出道时的青涩，终于修炼成了“范爷”，连陈丹青这样目光刁钻的文人在飞机上第一次偶遇她，事后也忍不住要执笔夸赞一番。

　　是的，中国终于处在摆脱农业社会的过程中。与干农活时女人在体力上相比男人处于劣势不同，一到了城里，女人就获得了某种解放，在智力、创意上一点不输于男人，她们的心思更敏锐，更能捕捉到城市的气息，特别是在更适合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创意领域更是如鱼得水。当我们的男作家们(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还在执着于乡村寓言与乡村叙事的时候，当我们的男导演们(如张艺谋、陈凯歌)还在把影像定准西北风貌的时候，我们的女作家们(如王安忆、安妮宝贝)和女导演们(如李少红，李玉)已经在用他们超前的意识、敏锐的眼光捕捉处于现代化前沿的城市中复杂的人性以及人与人的碰撞，特别是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对上海弄堂细腻的书写，对女主人公生活方式的描绘，堪称经典。可是我们的男作家们与男导演们却始终洗不掉自己腿上的泥，阎连科更是坦言，中国的城市是把许多的村聚集在一起构成的，的确北京城里的地名很土，比如三里屯、中关村啊，可不是由村和屯构成的?听说这是因为老北京是北方只会打仗的粗人建造的，那时候江南的文人还没北上，等这帮粗人终于想附庸点风雅，用官位吸引那些文人来京时，北京的地名已经约定俗成了，再改恐生混乱。于是那些生活在北京城里的人，无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地铁里，一到站，“---屯---村”就从喇叭里用标准的普通话吐出来了,就这样北京城始终打上了乡土的底色。而张艺谋们，一回城就不行了，他们原有的影像风格濒临瓦解，他们找不到城市的话语方式。我知道这跟他们当年知青下乡的经历有关，可是王安忆们也同样下乡插过队啊!或许其中差异在于性别以及基于性别上的意识。可是基于生理的性别也未必能完全生事，比如作为男性，香港的王家卫就能拍出城市的迷幻感，台北的蔡明亮就能拍出城市的疏离感。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更偏向于女性意识。

　　城市属于消费社会，而女人天生喜欢购物，这是她们的天堂，她们可以购买时尚的衣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自信地面对外面的浮世繁华，于是人们认为女人是物质的，女人用美色征服男人，而男人用物质征服女人。可是以我阅读张爱玲、安妮宝贝的经验来看，特别是我这几个月在北京城的观察来看，物质和精神或许只有在女人那里才能有达到惊人平衡的可能，不像男人要么沉迷于声色犬马，要么遁入空门削发为僧，看看历史，可不是和尚比尼姑多、逛妓院的主顾差不多都是男人么?男人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似乎总是弄不妥帖，弄不舒坦，容易走极端，要么禁欲要么纵欲。在北京，不要以为女人只爱逛卖衣服、首饰、化妆品的地方，我参加过好几次文化活动了，大凡是文艺方面的沙龙，文艺女青年必定比文艺男青年多，而且长相也不赖，也有不少相当出众的。一次我参加先锋作家格非老师的读者见面会，一位长相清纯的女读者居然坦言自己是学佛的，爱读《金刚经》;还有一次在朝阳公园举办的北京读书月活动上，我更是看到不少女的在三联书店的的展销区前排着长队，好家伙，有一位女孩捧着萨义德的书出来了，要知道萨义德的书比较难读，有一本《东方学》我至今没啃完。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我以前遇到的女孩要么盲目追星，要么死啃课本、涉猎很少，要么长舌头说长道短，只有到了北京才能让我等开如此眼界，也顺便收拾了一下我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对女性的偏见。

　　中国现代文艺史有一条隐秘的叙事路线，即女人的解放路线就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路，如果说现代中国的男文艺家们是在以乡村包围城市，那么女文艺家们就是在以城市包围乡村。许鞍华讲述五四文艺青年的电影《黄金时代》上映之后，也顺带着让萧红重新火了起来。说到萧红，我是在萧红的家乡哈尔滨才开始读她的书的，当时很惊讶，原来小说和散文可以这样结合起来写。而萧红自身的经历就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寻求解放的典型路线：萧红在家乡呼兰县就读到了当时不少五四作家的书，而这些五四作家当时大多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于是她为了逃避家庭的束缚，先是去北京念书，后来跟着萧军去了上海找当时的文坛领袖鲁迅，历史将证明这是一次多么正确的选择，鲁迅很欣赏她，认为她是当时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为其新书作序并建议她出国开眼界，于是萧红去了日本，但很不幸在日本听到了鲁迅去世的消息，后又经历多番挫折，辗转到了香港这座城市，不久又命丧于此。她有文才，寻求城市，寻求解放，遇到过像鲁迅这样长辈似的好男人，可是似乎逃不出红颜薄命的怪咒，几乎总是遇人不淑，尝遍人间冷暖，却换不回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的确，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