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4日，胡适在其与丁文江等同仁编辑的政论刊物 《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政论家与政党》的文章，提出了胡适等知识人所认同的社会角色，也是他们在大学教授身份之外最愿意扮演的社会角色，即这种政论家的特征就是：“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这自然是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转化成现代知识人的精英群体，面对危机重重的现代中国，不能割舍的一份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气质。一言以蔽之，文人论政与报人报国一样，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也是最醒目的精神特质之一。这种传统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风浪中屡遭摧折而始终弦歌不辍，实在是耐人寻味的一种精神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南风窗》一直试图接续这种政论传统，其政论的精选集《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编选者指出：“我们选辑的文章便足以呈现这个时代混乱不堪却又生机勃勃的政治图景：富人们对威权的惧怕、穷人们对威权的鼓掌;精英们理智又残酷的治国理想，平民们朴实却又时而短视的社会诉求。传统的政治理想不再能有效地统合所有群体，新的更具道德吸引力的政治模式还在重建之中。”政论写作最忌讳单线思维和模式化，能够注意到转型时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诸种悖论，并在对事实和道理的深度挖掘中，重建其复杂性和具体性，这是《南风窗》悬为标准的写作高度。 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里有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面对当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也同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中国危机论(以前西方世界称之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崛起论(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而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的精神旨趣，也有两种冲突的评价，前者认为消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合流，导致当代中国人的“去政治化”，退隐到私人生活的城堡而变得日益狭隘、平庸，而后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开放、对外交流的频繁和互联网的迅速扩张，中国人在重新凝聚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兴趣，而以微博、微信等为媒介的“微政治”正是其表征。 深入政治肌理 纵览《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我认为存在两条主要的政论线索，一种是从现时代的常识、常情和常理出发，通过对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的具体感知和深入挖掘，诉诸道德性和功能性(也就是政治竞争、政治参与的有效性等)来评议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风窗》的作者在坚持启蒙理念和普世价值的前提之下，注重论政策略，通过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政治理想与实际政治运作中的逻辑、方式等进行对照，试图通过给现实施加舆论压力以让其无限逼近理想的方式来议政。这种论述策略“违规成本”较低，容易被执政者接纳，且比较容易跟一般读者群体的思维、语言和逻辑衔接起来，这也是民国时期《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常用的论政策略。比如《“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一文在引述习近平关于“无形的墙”将党与人民群众隔离的论述之后指出：“推倒‘无形的墙’，最终目的是民众自由的最大化。特权和民众自由是零和博弈，很难共存。特权少一分，民众的自由就会多一分，反之亦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十八大报告也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不是放纵，而是树立人的主体地位;自由更不是某国的专利，不能说一国之民众配享有自由，另一国民众就不配。反特权就是要保障自由。” 在笔者看来，政论的核心应该是对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逻辑的挖掘和反省，它不应该是凌空蹈虚的夸夸其谈，而应该深入政治的肌理。回溯现代中国的政论言说，胡适等知识人也会对当局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善加利用，比如1934年底，由于江西、福建等地所谓的“剿共军事”告一段落，国民党将召开五中全会，其领导人在11月28日发表通电，通电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盖以党治国，固为我人不易之主张，然其道当在以主义为准绳，纳全国国民于整体国策之下，为救国建国而努力，决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而限制国民思想之发展，致反失训政保育之精神。”胡适抓住时机，在同一天出版的《大公报》、《独立评论》分别发表政论，向当局和社会集中阐发其宪政理念，以及为何在当时民主与新式独裁的国是争论中支持前者而反对后者。 推动公共生活 另一条更为明显的论政线索，则是接引具有公共关怀的专业学者来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议题，从而抬升公共论政的品质和“观念的水位”，有效地促进学界与媒体界的沟通。这种交流自然是双赢的：让学界不被陈腐、自我循环的学院气息笼罩，也不被国家主义导向的政治意识所侵蚀，同时也让媒体界不停留在就事论事或者自我重复的模式化写作的低水位，让媒体中人能够跟进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将“理论打碎还原为思想和洞见”，从而丰富公共舆论的层次和面相。比如，《南风窗》引入了刘擎、周保松、包刚升、唐昊等中青一代优秀政治学者的“理论血液”，刺激出了新的理论想象和道德意识，并激发出了卓有成效的公共议题。周保松在《政治哲学的旨趣》一文中阐发了自我理解、公共证成对政治哲学的重要性，这其实是其新书《政治的道德：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一书的基本观念之一，倡导政治应该遵循公共理性和平等尊重的原则，他理想中的公共生活就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就大家关心的议题，通过公开说理的方式，来互相理解、解决分歧以及实现正义。”这自然是一种相当理想化却值得为之努力的境界，与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形成呼应。就此而言，无论是权贵、中产还是底层，都应该在公共辩论和自我表达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讲道理的人，而《南风窗》显然在推动公共舆论往这方面发展。 包刚升引入美国加州大学迈克尔·曼教授关于国家权力的两面性，即专断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前者行使时无须与社会协商，可以独断专行，决策过程可能比较迅速，运行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比如“运动治国”的典型“严打”。后者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以及被治者的合作与服从，运行方式则是自下而上式与自上而下式的结合。针对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刚升认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是如何做到既实现社会有效控制国家，又实现国家有效管理社会。“倘若国家行使权力时无须与社会协商，倘若公民没有掌握最终有效控制政府的手段，政治权力几乎必然会异化，这样就难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换言之，治理的有效性应该分为长期与短期、显性与隐性两种类型，不能为了一时政绩而追求短期、显性的治理方式，后者极易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构成挑战乃至耗损。《南风窗》这一册政论精选集的题名是“今天我们如何谈政治”，我想，这种有学理的讨论方式才是比较可取的一个方向，它既不是街谈巷议的秘闻政治或宫廷政治，也不是“屠龙术”式的不着边际，更不是一味顺从体制意志和逻辑的“智库”方式(其实未必是真正的智库)。最好的政论基于常识，却又能超越常识，根源于理论，却又能穿透理论，运用理性，却有着道德的血液，能将日常生活日用而不自觉的政治面相钩沉出来，这自然需要长期的舆论建设和体制环境的支持。一个说理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而一个民族的报刊往往是建设说理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