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啃老”趋势的发展，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代际关系和婚姻关系，更为要命的是，它还深远地影响了年轻人的创造力发挥，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媒体就有这样一则新闻，报道叙述：“以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齐俊桐为代表的一群80后研究者，将我国旋翼飞行机器人多个关键技术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其实齐俊桐是个啃老族，经常需要父母支援。啃老归啃老，他拒绝了多家企业开出5倍的高薪。齐俊桐说，那不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希望飞行机器人技术能不断往前走。”

　　这样短短一则新闻概要，就展示了社会的主流舆论认为，啃老是可耻的，但是—他好歹是做出了成绩……也就是说，我们善于把制度的不完美转嫁为个体的道德不完美，进而忽略制度产生的结构性掠夺。

　　与贝克担心吃得太胖的忧虑不同，在福利还远未能满足公民基本需求的社会，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制度是如何阻滞了个体化进程的?伦理困境又是如何在制度的夹缝中日益凸现的?系列的观念变迁又是如何遭遇了反复甚至倒退?

　　为自己而活，独自设计自己人生的逻辑—这些美好图景的实现，意味着这是一个社会的自反过程，充满着风险与危机、机遇与冒险、贪婪与满足、对话与冲突、协商与妥协。也即是说，推进个体化进程应当是道德的政治许给社会成员的一项承诺。个体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首先就是拥有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包括啃老或不啃老，包括如何处理代际关系和婚姻关系，而不是被强制套入一个家庭主义、家庭中心却扼杀个人自主性的牢笼，那将是政治伦理对个人最大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