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子女与“50后”父母

　　相比之下，为什么中国的“80后”和他们的“50后”父母的代际矛盾如此突出?豆瓣甚至有一个专门控诉父母的小组，叫“父母皆祸害”，聚集了8万多自称“小白菜”的年轻人。他们在小组自诉遭受到的来自父母的各种心理伤害，并探索化解之道。这看起来不像是一般性的代际鸿沟，并不仅仅是时间的线性差异，而是有着深刻的、特定的时代背景。“80后”的父辈，主要是“50后”，也就是学者阎云翔这一代人。“50后”的人，成长于“文革”当中，并由于“文革”“中断学习-恢复高考”而被急遽分化成为精英和失意者。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一批人，此后纷纷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而没有参加高考或考不上的那一拨人，遭逢了时代的裂痕及创伤。后者这一拨人，成为了对时代遽变恐惧而又怨愤的一代人，体现在他们为人父母的心态上，也就不那么平和与从容，他们的焦虑情绪与专制作风，与成长于改革开放的“80后”子女产生了激烈冲突。

　　而农村父母更甚，他们还生活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中，他们是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难以覆盖到的一个孤立无助的群体，当他们看到养儿防老的构想在时代裂变中日渐破灭，而且，养儿甚至还成为“蚀本生意”，还要支付数额不小的彩礼为儿子操办婚事。这时候，难以要求他们像养老无忧的美国父母们那样豁达平和，无怨无悔。

　　如果看不到制度设计的内在影响以及时代激变事件留下的烙印，脱离制度背景、时代情境地去作道德评判和情感投射，则难以对代际关系的伦理困境得出公允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和道德评价。

　　“啃老”与新一代婚恋观

　　“制度性啃老”的普遍存在，不仅影响“父母-子女”这样的血缘关系，还影响着一代年轻人的婚恋选择和情爱观念。

　　“制度性啃老”意味着个体生活的最低成本被抬高了，其中，房子成为其中最大的支出项。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年轻人结婚并不需要另置产业，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房子中即可拜堂结亲。那时候一门婚事的缔结，成本主要是聘礼和嫁妆，而这是依据各家条件自由约定，并没有政府的权力资源进行强力捆绑。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变化了，政府变得强有力，也能够更加系统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时，迁徙的城市新移民，就需要为这些服务和资源埋单了。因此，政府希望能够有更多新居民购房，投资当地的经济建设，这是没有错的。关键的问题在于，确保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公民权利得以实现，是政府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个伦理设计，必须把年轻人不需要“啃老”作为基本条件来衡量。如果以此为基点，就很容易核算出，一对年轻夫妇买不起房，而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必须享受义务教育，是常态的城市新移民状况，将教育资格、独立成户(有些城市规定结婚必须把户口从集体户迁出，而独立成户则需要有房产)与房产捆绑是一项多么不正义的制度设计。

　　从结婚到子女入学，系列的制度设计都在把年轻人往“啃老”的路子上赶，一些研究者则试图从道德上为年轻人的“啃老”开脱，为父母资助子女购房赋予积极价值。如钟晓慧、何式凝发表于《开放时代》的文章认为，父母在购房行动中是“积极父母”角色，“父母为独生子女购房，是建立协商式亲密关系的实践过程”。文章认为：“积极父母在三个方面对子女有孝道期待。第一个是参与期待。即希望子女愿意向父母坦陈小家庭事务，在共同协商中接纳父母意见。第二个是回馈期待。哪怕是经济条件不错的父母，也期待子女有金钱物质方面的回馈，并将此理解为两代人感情亲密的象征。第三个是空间期待。对父母们来说，最理想的居住模式是在‘一碗汤的距离’内与子女比邻而居。”

　　文章进一步认为“西方文献中的亲密关系概念，讲的是夫妻之间的、横向的、去物质化的关系，因此强调相互倾诉、语言表达、情感体验。而中国家庭的亲密关系，在实践形态上包含了三代人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不脱离物质利益的共同决策与情感寄托”。

　　上述分析事实上已经承认了父母的经济资助是期待回馈的，这个回馈包括对子女人生大事的共同决策权，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和精神照顾。也就是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95年后的今天，国人不仅在观念上没有走出大家族，而且，在制度设计上，比过去时代还更加强化了年轻人与父母的关系，从经济权力上确立了家长制的权威，使得“啃老”不仅仅是个人生活选择，还是一道非常强有力的制度屏障，以经济统治了年轻人的人生。

　　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依附型，新一代年轻人看似走出包办婚姻的牢笼，实则进入了新的桎梏：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往往不敢听从心灵的声音，而是服从于房子的召唤。于是，婚嫁中，男方或男女双方必须有房子成为新的“婚姻不自由”。

　　当西方社会在讨论更好的伴侣关系是注重精神的私密分享的伙伴式伴侣，而不是哪一方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式伴侣关系，当贝克夫妇在《个体化》一书中谈论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后家庭时代的到来时，中国式婚姻却在“房子-户籍”的一系列“制度性啃老”设计里与父辈纠缠不休，唯独没能享受到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的人生快意。

　　在这种条件下，年轻人常常抱怨他们并不能充分享受爱情，爱情总要让位于房子和经济利益的计算。他们甚至在30岁就显得暮气沉沉，为了一套房子发誓不再去爱，认命了，与合作买房的那个人好好过日子吧。

　　于是，新一代的婚姻，实际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合作买房城镇化运动。

　　出 路

　　为“制度性啃老”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代际冲突中本质的结构性因素忽略不计，而着力于谴责某一方或哪一方都不谴责，做和事佬，这些视角都有些因小失大，对制度对人的伦理观念所产生的致命影响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都不能准确回应贝克关于欧洲个体化进程的洞见和忧虑，不能有效地提炼出中国式的个体化问题。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