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認為,這就証明,在我們傳統利益訴求渠道存在擁塞現象的同時,網絡輿論中也存在忽視這類聲音的現象。“這當然不完全是輿論的責任,因為我們在微博和網絡論壇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聲音非常多。在這個事情當中,現實和網絡這兩個社會底層聲音表達渠道雙重失效了,產生了一定的問題。”

　　“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對待,沒有適當的途徑化解,長期求助無門,導致選擇暴力型私力救濟。”徐昕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如果民眾能順暢地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就不需要通過極端方式去救濟權利和宣泄不滿。

　　但沈陽同時表示,一個社會是非常復雜的,即便意見表達渠道更為多元、通透的國家,也不乏槍擊慘案等極端案例,這也和一些訴求未能得到滿足相關。

　　“這就需要有兜底機制,我們的公權部門和社會組織要為底層社會民眾兜底,要確保他們基本的權利得到滿足。”沈陽說。

　　以冀中星案為例,他認為,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角色缺失,就是對冀中星的社會性救助。“我們這一塊太弱了,公益慈善、保險機構,這些不能完全通過政府解決,但政府應該推動社會組織在這類事件當中起到一定的協調、潤滑劑作用。”

　　在接受採訪時,對於“冀中星為什麼走上極端維權之路”這一問題,兩名教授均分析了種種原因,但也同時一再強調:“任何個人訴求都不應該危害公共安全,要盡可能在合法、合理、合適的渠道去爭取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