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给我讲起类似的经历：在墨西哥，驱车数万里的收获;在委内瑞拉，颠簸在山崖边泥泞路上的“惊险”;在秘鲁，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行驶半小时后，是一个小时的徒步山路。到了农民家中，“房子是用小树棍搭的，完全无法遮风避雨。外面大雨，里面中雨。”主人一句话：要不要上我们地里看看?接下来，是亚马孙丛林里一个小时的翻山越岭。炎热、尘土、荆棘，女主人手持砍刀在前头开路。

　　对于这些，戴锦华却不觉得苦，“我热爱的方式，是走异乡，行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现在，我敢说自己有世界视野，有某种把握对世界性问题发言。因为我的参照不只有欧美，还有广大的第三世界。但我依然警醒的是：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世界，我不知。”

　　在第三世界国家，戴锦华常常会感动于那些“穷，但完全没有穷相”的人们，衣服上满是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理得平平展展，感动于他们不一样的价值和精彩的人生。譬如，拉丁美洲的游击知识分子。今天在大学里任教，明天可能深入丛林打游击，再以后可能从政，甚至竞选总统，同时还可能写小说。如此丰富和多样的人生，对于如今的我们，难于想象。

　　在最穷困的地方，戴锦华的相机里，记录下了美丽而善意的微笑。在非洲，她曾看到那些无望的城市和农村，没有资源，没有工作机会，充满暴力、政权更迭。“这时，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全球化”：联合国记录中最穷的国家，赤膊的年轻人坐在路边，但穿着肮脏破烂的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在深山里，看到步行的妇女头顶大包购物归来，边走边打手机。“全球化没有外部，但却没有令卷入其中的多数人获益。”

　　经历着中国的巨变，戴锦华选择行动与行走。她在寻找突破，关于知识的突破，想象的突破。她说，自己近几年在思考一个很玄但是很真切的话题：未来，文明的未来，中国和人类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

　　在印度农村，戴锦华曾造访村民选举大会，午饭是手抓饭，“没水洗手，也不会抓，但真的饿了”，菜汤在黑黑的手上趟过，冲出一道道白印。她也说起喀拉拉邦农家的好客，每家一块甜且腻的油炸食品和一杯浑浊的奶茶，不加奶时，可以看到絮状的悬浮物，她接受并喝干。当然，旅行的必备有黄连素，或者干脆就是大蒜。

　　“成功和失败是单一价值观的世界施加于所有人的暴力，但女人可能面临得更多，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

　　戴锦华常常冒犯“常识”。她认为，今天世界的大问题是价值单一，追逐成功，所谓成功又只能折算为金元数来衡量。常有人说，世界像一架向上开放的梯子，爬多高取决于你的能力和机遇。但戴锦华更喜欢另一个比喻：今日世界的游戏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起点处千军万马，但越来越多的人被甩下来。

　　戴锦华成长的时代崇尚英雄，她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性别意识，17岁时的她，作为学生领袖叱咤风云。那时，她认为生命该是大波大澜，充满戏剧性的。最消沉的时候，她会喜欢这样的句子：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正是我们从未在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尽管如此，戴锦华生命的基调是拒绝悲情，拒绝自怜。生命平凡也广阔，人始终可能拥有并坚持自己的选择。

　　戴锦华说起她读到的一本德国童话，一座安详宁静的小镇上出现了一群灰衣人，他们建起了“时间银行”，鼓励大家节约时间，储存生命，高效率生活。但结果却是开始节约时间的人们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他们开始吃快餐、疏远了亲人朋友、自己变得焦虑不安。直到人们发现那些灰衣人根本没有生命，他们靠吸食、消耗他人存入的时间生存。人们摧毁了时间银行，以更多的时间享有生活，陪伴亲人，而后发现工作更快乐，生命也更充实。

　　现在，戴锦华活得越来越率性。她笑着说，好处是“追求一种率真的生活”，坏处也可能是自我放纵。她允许自己不断地处于某种沉溺状态，把其他一切置之脑后。

　　40岁后，戴锦华开始拒绝deadline(最后期限)文化，拒绝约稿，并因此而“声名狼藉”。愿意的时候，她也会彻夜工作，因为那是快乐，但她拒绝——预支或切割生命。哪怕跟所谓的“成功”相悖：为了自己的本心和初志，她有准备，成为失败者又何妨?

　　“成功和失败是单一价值观的世界施加于所有人的暴力，但女人可能面临得更多，仅仅因为她是女人。”

　　男权与性别的不平等是无所不在的。戴锦华说，她为学生推荐工作时，对方第一句话往往是女生免谈。各类遴选中女性比例越来越不能得到保证，可每度修法都伴随着“中国妇女解放是不是太超前”的议论。法律意义上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落差越来越大。

　　“王安忆，中国当代最好的女作家，或者说最好的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挣扎着突破灵魂的困顿作家形象时，也会赋予它一个男性的角色。她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写作者不过写写日记，还在结婚时当作笑谈，付之一炬。”戴锦华说，女作家在现实中往往大胆勇敢，无视规范，但写作中她们却只能屈服于文化、书写规范。

　　戴锦华曾在《生为女人》中写过她少年时代从小说中获得的欧洲梦，“做女人何其快活——有人开门、接大衣，承受怜香惜玉的卫护，周末人人相邀，且不付分文。”随着年事见长，她看到了也体认了更多的东西。曾经，戴锦华的三个女友——都是欧美教授，接连坠入情网，并快乐地告诉她遇到了意中人。

　　但一段时间后，这几个人却陷于失恋。那些男人——她们的同行、同伴极端戏剧性地离去：一个午夜时分从床上起身直接离去，一个周日清晨扔下手中的割草机出走。理由是，他们需要经历成长，他们还吃不准自己能否面对婚姻。但不久，其中的两位又闪电般地成婚，都是跟社会身份、阶层比他们低的女性。

　　这些故事对戴锦华来说意味深长：男权的存在，并不始终采取迫害与侵犯的方式，更以选择和放逐的方式来“审判”。

　　“认知现实、接受自己，因此非常重要。”戴锦华13岁时就已1米73，满耳朵都是“长这么高以后怎么嫁啊”的声音，以及对她行为“男性化”的责难，这让她的少女时代充满困惑。“我也曾很自怜地感到自己备受伤害和排挤，现在看来依然真实，但我意识到如此深的伤害，一半是因为我自己在帮忙——我在内心深处认同他们的责难和标准。”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