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年轻时自我期许太高，“那个时代长大的孩子皮实也坚强”，进结核病院时，按照检查数据，戴锦华是该被抬进去的，“但我是自己走进去的。”

　　戴锦华在38.4℃的体温下，毫无察觉地耐受了3年，直到会突然眼前发黑，站立不住。她曾蹲坐在路边，看着人们的脚从眼前匆匆走过，感到极端无助，“可我依然没去医院，认为不过是累。”严重的持续咳嗽，才最终被朋友拽去就医。

　　27岁，戴锦华因重度肺结核引起多脏器衰竭，心脏不堪重负，且没有手术机会，在医生看来已是濒死。“服的药都是20世纪50年代、副作用极强的抗痨药，如果无效，只有死路一条。”她又狡黠一笑说起了自己的幸运，“得自父母的遗传，自愈能力强”，入院3个月不退烧，医生已绝望。

　　戴锦华断定自己感染的是原发耐药菌，并开始计划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一旦获得证实，她想即刻离院，以自己的方式度过最后的时间。但到3个月的第一次复查时，胸片显示，病灶明显开始钙化，巨大的空洞呈现闭合趋势，她是所有的病友中恢复最快的。她饱含情感地回忆着，医院走廊里传来高跟鞋踏出的清脆足音，主治医生几乎是冲进戴锦华的病房，举着胸片喊：“奇迹，简直是奇迹。”

　　戴锦华谈到对死亡的恐惧。获知自己病情的最初1个月，她几乎被击垮了，会狂想追问“为什么?不公平。”更年少时，她曾以为自己不怕死，够潇洒，“但死亡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直截了当，感到的是纯粹的怕”。最重要的是，27岁，她对生命有无尽的规划和梦想，却尚未实现半分。

　　入院的第3天，一个同龄的女孩入住，两人一见如故，但4天后的傍晚，这位新朋友却突然肺主动脉破裂，撒手辞世。戴锦华讲到一个细节，极端脆弱和无助的时候：“常常是深夜，走廊里想起平车的车轮声——那是在运送死者。这种时候，每个病房会亮起灯，大家无言地坐在病床上，倾听这声音远去。那声音就像是死亡自身，无可逃脱地逼近，又远去”，“大家不知道结核病仍有如此高的死亡率，甚至完全无知于这种疾病仍然在收割生命。人们一边认定此病已成历史，而一旦你染上了这种病，仍像是‘佩戴了红字’——要承受社会的厌恶、拒绝和歧视。幸好，我很快学会了以一种黑色幽默来应对。”

　　少年时，戴锦华固执的梦是想在身后留下一本书，死亡的突然逼近，令她“写一本自己的书”的愿望变得急迫。但当时，医院并行两套结核病疗法——最传统的基础疗法：静卧、食物;新的药物疗法：定时确保摄入大量抗痨药物，运动、包括写作或棋类绝对禁止。

　　还好，戴锦华一向酷爱小说，来者不拒。那时，前来探望的朋友很多，带着各式补品和小说。“那几个月，我吃光一生的鸡汤、烧鸡、烤鸡、炖鸡、焖鸡……的定额。自此与鸡‘恩断义绝’，‘批量消费’了无数翻译小说。”

　　书籍一律有借无还，因为自知还回去的书会被即刻丢弃。状况稍好，戴锦华便恢复读理论。“那时集中读后结构、后现代理论。每本书都被不同颜色的荧光笔画得五彩缤纷。所谓‘语言学转型’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吧。”

　　医院里，每周的常规节目是测体重。体重的增加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因为肺结核是消耗性疾病，“用护士的说法是，体重增1斤，肺上空洞未必长1毫。”当时戴锦华身高1米75，体重只有45公斤，“风都吹得倒”。

　　8个月后，戴锦华空洞闭合，离开医院。“结核病院里入院治疗两三年是常态，我是自动离院的。”医生说，她出院胸片是入院标准，至少还要在医院躺一年。但她还是离开了。

　　戴锦华告诉记者：“自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愧疚之一，是曾立愿为结核病、结核病人、医务人员做点什么，但至今并未有所作为。结核病以后，开始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珍视和重新定义生命。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今天，相对于青年时代而言，我已经非常自我约束，当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拒绝浪费生命在角逐竞争上。”

　　“我喜欢面对面，人与人，生命对生命的交流方式。”

　　比起媒体的邀约，戴锦华更愿意接受公共演讲。

　　让戴锦华自傲的，是生命经历的丰富。她始终在走新路、学新说，见识并开拓不同的人生，“世界在不停地激变，但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无外乎行万里路，破万卷书”。

　　近十年来，除了本职之内的教学、科研，戴锦华深入参与了诸多社会活动：乡建、环保、绿色农业、世界社会论坛等等“一些没有利益可言，多数自掏腰包或捐款的活动”。

　　有很多个第一次让戴锦华难忘。第一次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第一次给打工的孩子讲文化，第一次为大学生支农调查做培训，令她感动而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当中从没有人说听不懂。

　　记得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课后一位中年妇女竟当面引用了戴锦华整段的话，“几乎一字不差”。这让她吃惊不已，“‘看不懂’‘听不懂’的批评追了我一辈子。那原来是一种‘姿势’。我深知，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但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重新发现和定义人的、生命的尊严和快乐的意义。”戴锦华希望和他们一起去探讨生活、生命的价值。

　　“我做我心安。”戴锦华说。

　　戴锦华给自己画了一条线，用来区隔这些活动与自己的学术生涯。她说，自己的学术当然极大地获益于这些经历和经验，“对于一个人文学者说来，没有无用功”，但她拒绝将其作为某种表演或资本。

　　这十多年来，戴锦华同从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朋友一起参与第三世界(即亚非拉)考察之中，做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此前，她到过许多国家，但活动大多是集中于大学校园。第三世界国家的“田野”为她打开了迥异的视野。

　　“那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当然更不是旅游。”往往，一行数人的飞机抵达首都，即刻出发前往腹地，“山区、农村或贫民窟……”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