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叛运动的冷却退场和全球社会的深刻变革，当年桑塔格提出的坎普文化最终被消费在流行文化当中，而她用作反对现代性教条的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新的公共观念信条，但从一开始就争做先锋文化教母和后现代文化旗手的她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世俗盛誉：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这正如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所叙述的那样：那些曾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在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在毕业后不久，就以这副新面貌出现在了曼哈顿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夜里则换上质地考究的休闲服装混迹于长岛一带凭会员证才能进入的酒吧或俱乐部。正是这种在社会与知识之间纠缠不清的角色困境，给予了我们纪念或者反思桑塔格以及桑塔格们的重要性：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与社会担当。

　　桑塔格当年的思想在中国当下如此流行，正因为其契合了中国当下文化语境。除去桑塔格犀利尖锐的批判文风及其特立独行不拉帮结伙的行事风范，在当下中国政治评论、经济评论以及文化评论的沉闷语境下尤其重要之外，桑塔格当年关注的那些论题如今依旧不曾过时，艾滋病、恐怖主义、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个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困惑与求索等方面的问题也正是这片沉默的大陆所亟需重建的。当年的桑塔格所表现的对公平、正义、和平等普世价值的拥护，还有她那不畏权威的异议之声和对公共责任的不缺席，在犬儒匿栖的假面社会尤其值得学习，她那对抗平庸的“批判的智性”也是我们这个经验被磨平的阿尔法社会在重构过程中所需要的。尽管她是以一种文青论政式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发问，但这种不沉默的姿态在头脑被禁锢的年代里同样弥足珍贵。至少，像当年的北大青年才俊所说的那样：说，总比不说好。

　　在桑塔格逝世十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