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无论“近世”，还是“文艺复兴”，必有“近世”的人文数据或“文艺复兴”的人性指标，它们首先在宋朝的江山里萌芽，并由生活于此代的人民培育，再滋养着生于此时代的人民的身心。在中国历史上，两宋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好的历史时期和好的文明样式吧。

　　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文艺复兴

　　这个充满文艺复兴气象的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式?让我们来看看那时期的两座城市，一个是北宋的汴京开封，另一个是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它们都算是近代化初期的国际大都市。如果说唐人长安有一种大国格调，汴京在“清明上河图”里则是市民社会的繁荣。

　　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也许就坐在汴京闹市中心的某个角落里，他必定看到了北宋文艺复兴的市井展示。

　　茶楼酒肆，店铺码头，每天都有他的身影。他不画上层贵族的矜持，也不画富豪的奢华，更不会画他所在的皇家画院。而是专注于商铺的繁荣以及各色人等的活动，商品经济在这里“柔情似水”，进入百姓日用里，被陶冶出了诗情画意。虽说是东京，皇都气象却在沸腾的城市里偃旗息鼓了，几乎就看不到有什么庄严肃穆的场景，画面上充满了自由活泼的市井气息，劳作奔忙的市井小民。

　　他们，有木匠、银匠、铁匠、桶匠、陶匠、画匠，有箍缚盘甑的、贩油的、织草鞋的、造扇的、弄蛇货药的、卖香的、磨镜的、鬻纸的、卖水的、卖蚊药的、卖粥的、卖鱼饭的、鬻香的、贩盐的、制通草花的、卖猪羊血羹的、卖花粉的、卖豆乳的、货姜的……据日本学者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他们构成了中国中世纪城市文明的基石。

　　在消费文化里安居乐业，就有了《清明上河图》那样繁荣而优雅的世相。那是以消费为导向的艺术化的小商品经济的卖场：粗粗数来，竟有410多行，如花团锦簇般开放，又似鸟鸣悠扬，钟鼓交响。

　　除了物质主义的消费外，他们还要在勾栏瓦肆里消费耳目之乐，而且是一种颇具规模的平民倾向，诸宫调吟出了那个时代的民间精神，整个社会能够容忍并认同在繁华上平添几许喜怒哀乐，那是对人性的自信，是市民社会成熟的态度。

　　《清明上河图》上有动物200多，却没有一匹马，为什么?王安石不是立了“保马法”，号召天下人都来养马吗?他就在汴梁城里发号施令，可偏偏就在汴梁城里看不到一匹马。没有马，怎么取西夏?“吞服契丹”岂不是一句空话?看唐朝长安街上，有川流不息的胡人牵马走来，带来五花八门的贡物，走在繁华的长安大街上，活色生香。诗人更是意气风发，在长安街上跑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张择端画了1600多人，就不画胡人!没有马，意味着不想战争，只想生活艺术，回归人性，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不是目的。

　　张择端眼里，只有市民，没有胡人，他画市井气息，不画帝王气象，作为皇家画院的御用画家，他以那个时代共识的平民价值观收藏了那个时代的气象。

　　有人说，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不画城墙，是向宋徽宗暗示没有设防的城市的潜在危机，以及繁华背后的政治风险，显然这是后人的杜撰或过度阐释，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只有和平，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那它肯定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修长城不是因为伟大而是由于害怕。

　　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与辽国签订了史上著名“澶渊之盟”，换来两国120年不见血流漂杵的和平。一纸和约，有时胜过万里长城，一个统治者放下政治虚荣，会给多少人以生命的尊严。宋辽两国休养生息，使人民风生水起，富庶风雅。这一年，真宗还将年号赐给浮梁镇，浮梁镇从此称景德镇。因为真宗喜爱景德镇一款青白瓷，温润如玉堪比官窑。同一年的两个举动表明了宋代国策的倾向性，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向文化艺术，淡化国防开支。一百多年的和平积累，整个社会的综合实力汇聚到徽宗时代，幸遇一个爱艺术的君王，只能用“文艺复兴”来想象那个历史局面了。

　　如果王安石走在汴河旁，看那漕运繁忙，他大概会想，要供养这样一个充满艺术风流的汴梁，消费的天堂，还不得累断了烟雨江南的脊梁?他会一声叹息!若是苏东坡漫步在这里，他自会投入到风流中去，与民同乐。而王安石反而生忧，他会自问，这样的消费是在提升国力，还是消耗国力?都是为了维持这个文艺复兴的格局，苏东坡要美的生活，人性化的生活，小民百姓的好日子，对汴梁这一充满艺术气质的城市给予直接的肯定;而王安石则不同，他要让国家参与进来，还要提高经济总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主张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

　　重商主义反对消费经济，反对将国家财政放在消费领域，因为热衷于消费如何能富国强兵?重商主义者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紧紧握住货币，除了让手中的货币在流通中增值，决不让它流失。正是这样的重商主义，以战争和贸易，推动欧洲列强崛起。而中国的商品经济，从来就没有发展出重商主义。从重商主义角度看，北宋的富庶，迷失在消费主义的品味里，将王安石的忧虑融化了。而从文艺复兴的角度观之，一个国家能以精神事业为职志，还真有理想主义之人类大同范儿。

　　如何评价那些为人性带来欢快的消费，为精神丰满带来的消费，那些出自人性以及人的艺术创作的精神消费，也许耗尽了国力，但却是人类精神的永恒宝藏，想必王安石与我们一样面对两难，而取其长远。

　　几年后，王安石的忧虑来了。宋城故事，讲的就是近代化的选择，是重商主义还是消费文化的选择。整个宋朝的国策就是消费主义，而不是重商主义。消费主义丢了北宋，迎来了南宋，社会依旧富庶。几年下来，张择端刚画完这幅市井长卷，北宋半壁江山，便落入金人手里，金人把开封的繁华悉数掳走，收藏到北国。而流落到民间的艺术瑰宝，南宋又开始重拾，遗留给后世。

　　南宋航海带来文艺复兴

　　想必北宋灭亡的过程，张择端都亲历了，他在1145年，才眼睁睁地往故乡去。南渡后，张择端笔下的市井文明没有破碎，不出几年，南宋都城临安的市井风情，便与汴京相像无几了，甚至连茶楼酒肆的名称都一样，而西子湖畔，则为这座新兴的皇都平添了一份额外的江南风雅。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