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再有所推动，2007年，汤计系统地梳理了之前的材料，写了第三篇内参：《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由于内参通常不宜过长，此文分为上下两篇。

　　但收效甚微。经过了解，汤计认为案件重审进程卡在了自治区高院。“政法委开会研究(呼格案)，高院派来的代表就是当年的审判长，他本应回避才对。”

　　汤计找到邢宝玉检察长讨论。汤计问：你怎么不抗诉?后者回答：如果检察院抗诉，高院维持原判，这案子就没救了。汤计说，那怎么办?刑宝玉给出的办法是：能拿出内蒙就有戏。汤计就此写出了第四篇内参《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

　　此时，是2007年11月。紧接着，内蒙古领导班子换届。之前主导复查此案的领导中，检察长刑宝玉和政法委副书宋喜德退休，政法委副书记胡毅峰调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新任领导都对这块“烫手山芋”避而远之。

　　汤计说那段日子最难熬。内参写多了，领导也头疼;他于是开始联络市场化媒体，寻求体制外媒体的支持。他认为这是一种战术安排：内参领导直接批复，就形成自上而下的要求，对执行者的压力更直接，也更有力;外部舆论形成的压力，则是配合内力，内外呼应，缺一不可。

　　“我是打排球出身，输了一定要赢回来。”汤计说。他想了很多办法，还鼓励李三仁夫妇去上访。但他叮嘱两位老人：“上访只是一项工作，千万不要闹，要快乐上访。”

　　于是，每年1月初，内蒙古自治区两会召开，汤计都能看到李三仁老两口身影。那也是内蒙天气最冷的时候，室外常常低达零下二十多度，老两口就站在会场大院门口，瘦小的身躯，单薄的衣服，不哭也不闹。每次见到，汤计心里都很难受，但又不能对他们说“在这站着没用，回去吧”。他总是鼓励他们要抱有希望。

　　老两口持续上访，市场化媒体的跟进，终于使此案在网络上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热度。汤计据此写了第五篇内参：《呼格吉勒图案复核六年后陷入僵局，网民企盼真凶早日伏法》。

　　恰好此时，胡毅峰从自治区人大调到内蒙古高院担任院长，作为曾经推动此案复核的领导人之一，胡毅峰推动内蒙高院成立了复核小组，案件复核进入新的阶段。

　　随着四中全会发布《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呼格吉勒图案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再审程序顺利启动。“这是全国媒体共同监督的典范。”汤计说。

　　12月19日，汤计受邀参加财新峰会“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分论坛”。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等学者都在会上发言，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司法独立。可作为“呼格案”重审的主要推动者，汤计抛出观点却是：中国目前的国情还不适合司法独立，更适合人治。

　　他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法治社会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向往的。”不过他说，他对公检法系统了解得太深，因而缺乏足够的信心。“司法独立需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普法教育才能做到，可能需要50年后甚至更久。”

　　对于体制内媒体人的说法，他也颇为不解：“体制内体制外，又能有多大区别?”他自认为坚持为呼格吉勒图伸冤，靠的不是身在体制内，而是基本的同情心。“一个记者只要是好人，就会有同情心，有了同情心，就会有明辨是非的思想和能力，也就有了做事的动力。”

　　“既然如此，您认为法律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惩治真正的恶。”汤计语气坚定。

　　“什么是真正的恶?”

　　“比如明知是冤案但不作为，明知办错了案而不纠正。”

　　再审判决书送达时，汤计就在李三仁夫妇家。他说没想到自己会哭，但老两口抓住他的手一哭，他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尚爱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年来最担心的事情不是案子无法再审，而是汤计被调走，“他走了这案子就没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