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汤计立即写了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很快，这篇内参也受到了批示。

　　巧合的是，批示做出后不久，赵志红在看守所里写下了一封寄给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检察院的“偿命”信。

　　信中写道：“我是‘2·25’系列杀人案嫌犯赵志红，我于2006年11月28日已开庭审理完毕。其中有1996年4月18日(准确时间是4月9日)发生在呼市一毛家属公厕(的)杀人案，不知何故，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只字未提!因此案确实是我所为，且被害人确已死亡!”他向检察院申请派专人重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让我没有遗憾的(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结局!”

　　一位看守所的警察把这封申请书的复印件亲自送到了汤计手里。

　　汤计并不认识这位警察。他走进汤计的办公室，先掏出证件证明身份随后把申请书的复印件交给了汤计。他说担心这封申请书最终无法到达高层，希望能通过汤计让“大领导”看到。

　　没有再多说一句话，这个警察就转身离开了。他转身走出办公室那一刻，汤计说他非常感动。他从这名警察身上看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以及强烈的责任心。

　　来不及多琢磨，汤计为这份《偿命申请书》加了一头一尾，当天就写成了一篇加急情况反映《“杀人狂魔”赵志红从狱中递出“偿命”申请》，发往北京。

　　此后，汤计的焦虑便锁定在赵志红身上。赵志红已审理完毕，尽管少了一件命案，依法仍能判处死刑。然而赵志红一死，“呼格案”可能便永无大白天下之日。

　　幸运的是，赵志红案没有继续进行。自寄出那封偿命申请书后，他已在看守所等待了8年。

　　汤计觉得，这是来自冥冥中的神助。“如果这个案子不是遇到那么多有良知的警察，不是遇到政法委书记宋喜德、常务副书记胡毅峰的开明领导，可能从一开始就被压下去了。所以，并不是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才走到今天。”

　　“严打有缺点，但不能把办错案都推到严打上”

　　汤计说，他的报道原则是“有喜报喜，有忧报忧”。不过，他多用内参来传递“忧”，公开报道中更多地报“喜”。“面对社会公众时，媒体还是要更多报道正能量，看到这个社会好的一面。”

　　于是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反差。为“呼格案”伸冤，依靠的是法律、证据和程序正义;而谈到为何选择内参的形式时，汤计说，“因为领导的批示比外部舆论更有力量。”在谈到如何依靠媒体舆论监督执法者时，他认为“媒体和执法者不应成为对立关系”。 “不要光盯着他们的缺点，他们也是人，你和他有什么不同?”他掷地有声地说，“媒体应该和他们交朋友。”

　　他甚至也会通过内参为他们排忧解难。

　　比如，2009年时，汤计了解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存在干警严重老化的问题，平均年龄达44.6岁，并且由于城市扩张，人口膨胀，原有的干警编制已明显不足。基层警察长时间得不到休息，有的还得了抑郁症。

　　汤计为此写了内参。中央增加了1万个文职政法编，警力不足得到极大缓解。

　　不过，他的另一则颇有份量的内参，恰恰也针对内蒙古公安系统的。

　　大约在2003年，汤计得知，包头市公安局有一起极其恶劣的私设行刑室事件，主人公是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警三中队原队长李建华。李建华私设的行刑室里，有手铐、脚镣、大头针、手摇电话机等特制刑具，大头针用来插指甲缝，老式手摇电话机则用来上电刑。通过这间行刑室，李建华常常不立案就抓人，用刑逼迫对方送钱，钱一到，就放人。包头市大大小小“混混”，或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只要听到“李建华”的大名，就会毛骨悚然。

　　汤计立刻核实情况，写成内参。2013年底，李建华因犯有受贿罪、非法拘禁罪和徇私枉法罪，获刑17年。案件审判后，汤计才转为发表公开报道。

　　有时，他还充当不收佣金的“中间人”。

　　大约三年前，一个18岁的卖淫吸毒女“二进宫”，劳教戒毒所为节省经费，没有例行体检，但女孩事实上已经怀有宫外孕，不久便突发大出血，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家属到戒毒所讨说法，又找到汤计维权。汤计没有报道，而是直接从中斡旋，最后戒毒所赔付了20万元，事情平息。

　　汤计同意是戒毒所的疏忽导致女孩死亡，但他认为戒毒所并非有意为之，女孩怀有宫外孕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意外。在他的判断准则里，“这是可以被宽恕的”，所以他选择不报道，但要为双方“解决问题”。

　　家长观念、“善猜公权”以及传统的善恶因果观，统一在体制内媒体记者这个社会角色身上，汤计形成了自己的正义观——对主观动机看得极为重要。

　　比如，在呼格吉勒图案复查过程中，他一直善意地认为证据丢失，系搬家时无意所为。然而对于“呼格案的错误部分系当时的严打政策造成”的议论，汤计却十分不齿。“严打是要求从严、从重、从快，但没让乱打。”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据我了解，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没有看卷就判案，甚至签字都不是本人，这也是严打让做的?严打有缺点，但不能把办错案都推到严打上;总批评制度，但再好的制度，执行的人不好，一样会出问题。”

　　12月15日，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李三仁、尚爱云听到再审结果后与新华社记者汤计相拥。图/新华

　　“体制内体制外，又能有多大区别?”

　　加急的情况反映“偿命申请”发出后，再获中央批示。但内蒙司法系统果然没有收到赵志红寄出的原件。

　　汤计还曾为此找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邢宝玉，说：你那里有“肠梗阻”啊!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