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全过渡，一种是设立“中人”。全过渡，就是“新人新办法”，新人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一样按期缴费参保，退休后领养老金。这个办法，不会造成震动，但是过渡期太长。

　　设立“中人”的方案，就是现在已经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人，设定多少岁之前改，多少岁之后不改。这种方案过渡期短，效果明显，但冲击性大，工作难做，四五十岁的人，都不愿意改。

　　新京报：你赞成哪一种?

　　郑秉文：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设立“中人”。

　　新京报：无论哪种方案，改革后养老金都有落差，怎么弥补从而减小阻力?

　　郑秉文：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建立一个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比如职业年金。所有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之外，选择是否还要建立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稳定，很适合建立职业年金，来补充养老金。

　　“以房养老”不是因为政府没钱了

　　新京报：最近“以房养老”也成争议焦点，为什么民众会如此关注?

　　郑秉文：公众对“以房养老”的热议，标志着社会的互信程度已经降到很低。但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的本意，是为养老消费增加一个选项，想让“以房养老”这个潜在的社会需求，能够得到真实的保护和反应。

　　国家现在想出台政策，是要规范这个市场，本意是保护市场发育，维护老百姓的权益，而不是像有些舆论说的那样，政府没钱了，又看上老百姓的房子了。

　　新京报：现在中国人对“以房养老”有多大需求?

　　郑秉文：中国有几类家庭对“以房养老”是有需求的，一是“失独”家庭;二是子女出国生活工作的“空巢”老人;三是“丁克”家庭也越来越多;四是中产以上家庭，很多一线城市居民，都不止一套房，楼市这么火，就是因为它成了投资品了，投资为了养老。上述几类家庭，决定“以房养老”的潜在需求和市场是巨大的。

　　新京报：“以房养老”会遇到什么现实障碍?

　　郑秉文：首先是传统文化阻碍，还有就是政策不配套，比如说房屋的70年产权。这个期限成为影响产权的重要变量因素，进一步影响房产的估值，影响老人能够拿到的养老资金。

　　市场经济下，产权要明细。有限产权，便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很尖锐，不仅仅是养老的问题了，还涉及地产政策。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