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举一个和特朗普最相似的例子，那就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福山认为特朗普的一大问题是，他正在承诺的是他没法兑现的事。

　　1980年，非裔美国人中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占70%时，人们还讨论说这是下层非裔美国人的一件大事。如今，经历这一危机的却是传统白人家庭。所以，这时候出现一个口出狂言的反体制政客，正回应满足了下层白人的愤怒、仇恨和恐惧。

　　英国刊物《经济学人》评论说，如今超级学术明星放弃了图书馆，满世界做巡回演说，深入思考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不过，也许这些大明星确实精力过人，可以出色地完成多线程任务。弗朗西斯·福山，就能不断发表著作和评论，同时还有时间玩摄影、摩托车、自己打家具。

　　2016年2月，在柏林的美国学院(1994年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亨利·基辛格等人创办的德美文化促进机构)，福山发表了一次演讲，主题还是他2014年完成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论“政治秩序”两卷本的下卷。这部超过1200页的著作缘起福山受老师萨缪尔·亨廷顿之邀，给《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的2005年新版写后记。福山写了，却觉得老师的这本书在这么多年以后需要更新升级一下，于是决定自己动手——也就是把亨廷顿的思想放到当代世界的语境下讨论，这一工作做了十年。尽管每次演讲内容大同小异，但福山的宏大框架能包纳应对各种新问题。

　　恐怖主义的影响被高估

　　尽管近两年来，伊斯兰国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同时大批难民涌入欧洲，福山依然认为伊斯兰国的影响被高估。“只不过是一群没有工作和女朋友的家伙在叙利亚西部、伊拉克东部的沙漠里建了一个所谓的哈里发国，来找到他们自己的认同”，福山曾这么说，“伊斯兰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力量，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人太弱了。”福山认为，被恐怖组织乘虚而入的这些国家，真正的问题是缺乏政治秩序，缺乏保护自己人民的国家结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外交政策自“9·11”事件的十几年来，重点并不在那种传统的、19—20世纪常见的国家对国家的战略、安全与预测，而是关注别国的国家建设。美国想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和平稳定的前提下改造成丹麦一样的国家。但是，一如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民主刚果所做的那样，都失败了。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有所谓“民主选举”，一种看着很像民主选举的活动，实际上却内藏严重腐败。美国人对于怎么给这种症状分期已了如指掌，却不知应如何治疗。这些国家的政客利用选举程序资源来壮大自己。在福山看来，公私不分、政府被几个寡头用来满足私利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是很多国家包括乌克兰失败的根本原因。

　　席间有观众提问，曾经有位日本教授说发展的三要素是有一个好老师，好警察，再加上好的税务官，有趣的是他根本没有提选举。这令人想到，是否在美国政治中，选举被过分强调，而不是关注法治(也即福山在新书里强调的政治秩序三大支柱之一)，这也导致了美国为别国设计制度时，过度强调皮相上的选举程序?福山承认，美国人不喜欢“国家”这个概念，更偏爱选举和民主。在美国、意大利和希腊，选举和民主是在有现代国家凝聚力之前就出现的;而在德国、日本、瑞典、丹麦，现代国家的凝聚力是在威权时代外部军事竞争压力下形成的，也就是在国内的民主开放之前。因此，怎样在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植入法治，法治究竟怎样诞生，人们其实并不清楚。福山坦言，他写作这部书也是想要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写作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教育。

　　在他看来，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仍是国家自身及其权力。现在有很多经验研究表明，权力正越来越分散，从国家和各种等级体系中流出。特别是在信息革命时代，人们倾向于认为国家对一片地理区域的控制越来越不重要。加之今天的公民对政府在做什么知道得更多，这也加剧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更不愿意给政府以合法性。并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拔高了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值——现在很少有人早上醒来会说，我太感激了，垃圾被车走了。福山认为，这里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等，人们似乎忘记了国家政府对政治秩序的贡献。面对现在的跨国公司包括谷歌以及那些跨国毒品组织，由谁来行使法律管制他们呢?只有国家。而国家就是建基于

　　地理领土，以武力保障统治的——我们离不开国家的这一基本职能。

　　特朗普是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福山试图理解政治秩序如何产生与演变。他认为新民主体的腐败并非无药可救，美国自己就是从腐败和庇护主义中走过来的。因此，19世纪美国的转变历程或许可以给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印尼这些当代发展中国家以启示。

　　在美国独立后的头十年，公共部门非常小，公职人员只有3000人左右，就是收收关税、提供邮政服务之类。政府里都是“乔治·华盛顿的朋友们”，出身乡绅阶层，毕业于耶鲁哈佛普林斯顿。那时候能投票的白人男性只有10%。但是，1820年，向所有白人男性开放议会选举权后，事情有所变化。1828年总统大选，安德鲁·杰克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对决。亚当斯是一个典型的波士顿高雅人，年轻时游历欧洲，会说外语，毕业于哈佛，父亲是第二任美国总统。而杰克逊则是一个拓荒英雄，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来自田纳西乡村，大酒鬼，喜欢枪，1812年的新奥尔良之役让他一战成名。

　　杰克逊代表的便是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前两年风头强劲的茶党，以及现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他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美国长久以来怀疑精英的民粹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杰克逊说，我们不需要被耶鲁哈佛的毕业生统治，普通美国人就能管理好这个国家——那时候，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大概就在小学文化程度。他也不相信国家银行，不相信强政府。结果杰克逊赢得了1828年的总统大选，当选后，还要求自己任命部长。这就开启了此后美国历史上长达百年的“恩庇制”(或称“分肥制”)。这一时期美国大大小小的公职，从联邦到地方层面，从邮递员到内阁部长，都要通过政治支持来换取。因此每次两党轮换，这个国家里所有的邮递员都要下岗，然后被另一党的邮递员取代。这种制度自然便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编辑：思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