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简报发布的前一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发表了一份题为《急性农药中毒临床处理》的文件，宣传对象以决策者为主。

　　“农药的毒性下降也对降低自杀率有所贡献。”叶兆辉严肃地说。

　　这一问题早此年已被关注。甚至有不少精神卫生学者呼吁对农药进行稀释。“这也是农药毒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景军介绍说。

　　但他更为强调的是“离开”。对于许多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而言，前往城市打工，可能面临种种的压力和困难，但即使这样，也比她们留在农村要好。

　　景军认为，个人的抗争是中国农村女青年自杀率高的最佳解释。这种抗争往往发生于家庭内部，同妇女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问题交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杀者在最近一年的生活状态和最近一个月内的重大生活事件与自杀致死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家庭暴力为例。一项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显示，在问卷所给出的4种选择中，47%的人选择了“丢脸”;38.2%的人选择了“无所谓”;12.7%的人有自杀的念头;9.8%的人内心有恐惧感。还有的妇女什么也没有选，而是写上“不能忍受”、“想离婚”等。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家暴在乡村文化中的不被察觉和被宽容。

　　报告认为，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得她们在一年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离开了既往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告别父母的压力，以及其他贫苦乡村里的生活压力，也包括远离农药。

　　据称，西方发达国家自杀与自杀未遂者90%都患有精神障碍，而我国因精神障碍而自杀的只占63%。通过对自杀未遂者的调查发现，很多人其实并不想死，只是一时冲动。如果远离农村的处境，或者农药当初并未存放在家中，有不少悲剧可以避免。

　　新的忧虑

　　叶兆辉提醒，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值得高兴，但这并不是中国自杀率变化的全貌。报告指出，推动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因素，尤其是人口的迁徙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大多数忧虑指向老年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如今，老年人口在中国人口中增长最快，每10万65岁到69岁的城市老年人中有9.9人自杀，每10万70岁到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有41.7人自杀，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老人自杀率在过去10年的头5年总体下降，城市比乡村下降更快，但是这个比率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

　　根据2005年发表在中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在调查了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的数据以后，发现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案例中，59.2%与患急重病或受伤相关，34.5%与经济困难有关。

　　“随着国家的老龄化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可能触及危险的转折点。”《经济学人》杂志评价道。

　　“其实就是稍微有一点干预，就可以让自杀率明显下降。” 景军指出，自杀干预可以有效降低自杀人数，“自杀预防不是很奇妙的事情，要有人关心有人干预。”

　　他举例说，德国一座大桥是自杀者的常去之地，后来护栏从齐腰高，增加到齐眉高，该地自杀率大减。

　　早些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一位研究人员，被派往西北几个自杀率很高的村子，他的出现使得几个村子的自杀率降到几近为零。“你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再自杀就是丢地方的脸。”村民常这么对他说。

　　然而，当记者拨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8个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发现，不少已经变成空号。杭州一家当地媒体报道称，自杀干预热线开通9年却陷尴尬：心理问题越来越多，打热线的人却越来越少，其中健康咨询类占了33%之多。记者拨打了深圳市自杀干预热线，电话那头一个甜美的女声表示，很少有农村女性来做心理咨询。

　　幸运的是，张欢在喝下农药后，没有成为那62%的抢救失败者。她立即被发现并送往医院，活了下来。至于未来是否还会有自杀的念头，她不假思索地否定说：“太贵了。”这个黑瘦的农村妇女表示，“上次住院和急诊就花了13900元。”

　　她摇着头拿出一包收据：“如果你是企图自杀，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分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