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四风”对经济结构调整有何作用?2月21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两位在接受《新华访谈》采访时谈到，“反四风”会倒逼各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注重民生建设和公平正义，不唯GDP“论英雄”，让老百姓更多的分享到改革的红利。

　　[主持人]“反四风”从经济层面观察的话，还包括哪些方面的重点工作?对经济结构调整有何作用?

　　[聂高民]如果从“反四风”本身来讲的话，应该说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已经指明了很好的方向。最近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最主要的，比如说三中全会提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都是建立在唯GDP的基础上，不能唯GDP来论英雄、来论干部的政绩。实际上这个背后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要靠的驱动力应该在于市场本身，我们现在在很大方面，政府的驱动比较强。比如说现在产能过剩的一些行业，这些行业都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都是投资规模比较大、项目比较大，可是技术水平要求并不是很高，关键好处是GDP来得快，财政收入也来得快。如果从资本人格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它过剩了还要硬往里扎呢?因为当年可以见到一些短期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至少政体观是不正确的。

　　同时我们要加强简政放权、审批制度的改革，主要就是要节省政府对微观事务的一种干预。从“反四风”和反腐败的角度来看，其实都触及到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不可能是一种抽象事务的，说你是搞研究的，搞综合的，这种情况就比较少。真正是出现在微观事务。因此，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讲，还是现在提出“市场决定”这样一个改革方面来讲，这两方面都需要减少，特别是需要减少层层审批的状况，减少中央政府，也要减少某些地方政府，因为产能过剩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背后都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政府的身影在这里面的，减少对这些事情的干预。所以不唯GDP，事实上是为了更健康、更长远、更可持续的一个GDP，也不是说不要GDP，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更全面的来看。

　　显然这一系列改革措施跟结构调整还是很有关系的。我们有一些观念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我们要鼓励的行业究竟怎么鼓励?现在讲，比如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手段、财政政策的手段，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产业链政策、价格政策，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减少微观的手段。比如说是不是一定要用补贴的办法，补贴就要落实到具体企业，有时候你改这个企业也好，改那个企业也好，总是要作出这样那样决断的，这样就变成了一种微观的手段。其实我讲一个比喻的话，从经济角度来讲，如果做的过了以后，反而不利于你所追求的方向。这就讲了一个故事，本来那个猫是逮老鼠的，那政府鼓励说要你逮老鼠就是喂鱼，那猫最后就不想逮老鼠了，这对经济活力来讲，一定要掌握一个度。那对禁止或者限制的行业，将来更多用市场的手段，因为完全用审批的手段的话，我觉得这里面要考虑是不是有“禁果效应”，一旦你限制或者禁止，这本身就会招来一些人追求。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某些城市对汽车限购，已经排了几百万辆的购买力在等着，事实我相信，如果你没有限购，这几百万不会是现实的购买力，这就是“禁果效应”，也要考虑这些问题，因此这些都要考虑一个度。我觉得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反四风”，实际上共同指向了一个东西，就是要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这也是一种结构调整所需要的。

　　[高波]聂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从廉政建设角度再补充两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最近党的群众路线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从《通知》本身来看，从廉政建设来看也有两个作用。第一，倒逼作用。根据中央的精神，国务院的部署，要展开四风方面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比如聂老师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外，比如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涉法、涉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等方面，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行为，他就会倒逼我们的各级政府，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民生建设，更加注重公平正义，也更加注重阳光公开，让老百姓更多的分享到改革的红利。对于我们的勤政廉政建设起到了双促进的作用。

　　第二，导向的作用。比如反对奢靡之风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建立健全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关规定，比如反对楼堂馆所的大拆大建“三公”经费的管理和公开，比如节庆、展会、招商引资等方面都有很细、很实在的管理规定，把公款一分一毫用在刀刃上，花出应该花出的效果，这个也很重要，这对于建立廉洁政府、廉价政府具有一个指挥棒、信号灯的作用。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的、长远的发展也是有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