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任远几个鲜为人知的贡献
 

　　田红春


 

　　袁任远(1898-1986)，湖南慈利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回慈利县开展建党工作。1927年3月任中共慈利县委委员，“马日事变”后，赴石门发动南乡起义，失败后辗转武汉、上海，后参加广西百色起义，先后在红七军、红八军任职，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又随任弼时、萧克、王震加入红六军团参加西征。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长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赴东北参与剿匪、土改及支前工作。曾任吉林省政府副主席、湖南省政府副主席、青海省省长等职，改革开放后出任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1986年1月病逝。袁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信仰坚定，谦虚谨慎，不计个人得失，不居功自傲，因此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贡献，这里略述几件：
 

　　一、对红六军团及中央红军长征路线提供建议
 

　　1930年11月10日，红七军从广西河池誓师出征，一路跨越桂、湘、粤、赣四省，行程7000里，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其中多次转战湖南新宁、通道、靖县、绥宁、武冈、道县、江华、宜章、酃县、茶陵、攸县、安仁、桂东、郴县、汝城、资兴等地，袁任远任红七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党委书记、红七军教导队政治委员等职，全程参与了红七军转战的全过程，经历过百余次战斗，对桂、湘、粤、赣边境情况十分熟悉。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领下，从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为中央红军突围探索和牵制敌人，他们在连续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抵达湖南省桂东县，先后转战城步、绥宁、靖县、通道，后西进至贵州清水江。10月24日到达印江县木黄镇与红3军会师，历时80天，跨越4省65县，行程2500余公里。早在红六军团出发前，遵照中共中央训令，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作为领导西征的中央代表，主持召开全军团政治工作会议，秘密部署了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他特地向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袁任远了解红七军转战湘中的情况，如敌人的势力分布、敌人之间的矛盾、不同派系对红军的态度、革命的群众基础、可利用的作战地理位置、红七军渡湘江的位置等等。袁任远把详细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六军团经过研究，根据敌情制定了行军路线，特别是红军进入湘中后，遭国民党大军围困，红六军团为了摆脱追敌，在湘粤、湘桂、湘黔边境不断穿插迂回，最终成功突围，与红三军胜利会师，袁任远提供的情况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由任弼时汇报中央后也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间接地提供了参考。
 

　　二、为湖南和平解放甘当配角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结束，党中央已经考虑抽调南下干部到南方建政，袁任远也在此列。五月初，袁任远到沈阳、东北局找他谈话，想留袁任远在东北工作，并表示如果留下，仍可回吉林工作，任省政府主席，面对东北局的诚心挽留，袁任远没有答应，表示湖南是我家乡，为了家乡解放，应该服从中央决定，当不当省长不重要。6月30日，毛泽东收到了程潜的“备忘录”后，立即选调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和华北军大总队长李明灏两人前往武汉，与在武汉的金明、唐天际、解沛然组成人民解放军和平谈判代表团，前往湖南谈判。(毛主席主要考虑到袁任远任绥德专员和东北军调组少将组长期间，有着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派他可以代表中央去指导谈判，且又是湖南老乡，好说话。)于是当年7月22日，袁任远从武汉出发南下湖南平江，参与湖南和平谈判，8月5日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后，陈明仁兼任临时省政府主席，中央派的袁任远任临时省政府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在湖南工作了四年多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换了人间》《香山叶正红》都反映了袁任远作为中央特派员同程潜、陈明仁谈判的这一史实。
 

　　三、为武陵源风景区开发呼吁
 

　　张家界旅游开始开发时，有关部门从保密起见，不同意开发索溪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因此迟迟批不下来。袁任远1982年4月回故乡慈利时，在大庸县、慈利县均听到县委汇报这一情况。他认为军事设施离景区较远，不存在保密问题，主动提出：你们把资料给我一套，我回去后找总参联系，必要时给耀邦看看，给小平看看，争取军方同意开放。此后，袁老便不断和军队有关方面及湖南省委省政府联系，做索溪峪的对外开放工作，并将材料送给了胡耀邦总书记。经他努力，不久，总参即解除了张家界不准开放的禁令，国家计委方正式行文，批准设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1984年6月，广州军区司令部又专门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同意外宾进入索溪峪风景区参观考察的公函》。随着外宾进入张家界，整个武陵源风景区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知名了，国际市场打开了，国内外游客不断增长。之后，区划调整，成立了大庸市(张家界市)。1988年国内外游客达到65万人次，1996年达到180万人次，从而带动了张家界市整个经济的发展。
 

　　四、为干部年轻化倡议老同志“禅让”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伴随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之后，一大批老同志掌权，主持工作，年轻领导干部严重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干部队伍严重老化，领导班子青黄不接的局面，面对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和历史任务，新老干部如何顺利交替变成了新一代领导集体亟待解决的大问题。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要责任是“传、帮、带”，第一届委员会有172名委员，加上各省市顾委委员共有2000多人，这是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的一个过渡性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为加快中央领导机构完成新老交替工作的步伐，1985年9月，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退出一批年龄较大的同志，中顾委最后拟定36位老同志退出中顾委的名单，并征求36位委员本人意见，这批人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和中顾委的规定，并联合致信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职务，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袁任远当时87岁，就属于这一批。当年，上海有声读物公司筹划了一组《致青年朋友》有声读物，接受采访录音的有一批老同志，袁老在讲话中说到：“……最近召开了党代表会议，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废除干部终身制，这是一个大问题……交班就是事业，这是革命的趋势，后浪推前浪嘛，世上今人换旧人嘛，这是自然规律嘛。”他对废除干部终身制是积极拥护和倡议的，并且做了很多老同志的思想工作，为中央领导的新老交替工作表现出了一个老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来源:中国老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