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高材生到抗日县长
——记新河县第一任抗日县长张更生
胡庆辉 历史的镜头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9月的一天上午，广袤的冀南平原一片葱茏，社员们正在田间劳作。这时，人们发现，在新河县城东的土路上，有一辆绿色的吉普车自西向东驰去，后面卷起一股烟尘。当时汽车在农村还很少见，只有县里大领导才可配备这样的好车。大家悄悄议论，车里坐的会是谁呢？ 吉普车在一个村子南面的公路边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面容清瘦，二目有神，一米七几的个子，穿一身灰色衣裤，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只见他整了整衣服，抬头向村子环望了一下，显得有些激动。他告诉司机将车子停在村外，然后一个人快步向村口走去。 这个村子叫做白穴口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有一口传说是王莽赶刘秀时留下来的“老井”而闻名遐迩。进入村子，有一个十字街口。街口的东北角是个高台，村里人都唤作“庙台”， 没事时，人们都习惯聚在这里休闲，谈天说地。
老人向北走了约有二百米，来到了庙台前，他和闲坐的几位村民亲热地打着招呼：“乡亲们，你们好啊！”但是大家都面面相觑，疑惑地望着他，没人知道他是谁。见此情形，老人用手拍了拍胸口，提高了嗓门，动情地对大家说：“我就是咱白穴口人啊！我是锡伦啊！”听到这个名字，人群中有个叫孟金保的老人认出了他，他两个年龄相仿，小时候曾在一起读过书，就匆忙迎上前去，紧紧拉住了来人的手。张锡伦，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抗日县长张更生吗？
张更生 是的，来人正是张更生，从白穴口村走出的大英雄。他的到来，给这个平静的村庄荡起了层层涟漪，又勾起了人们对他传奇往事的深深回忆…… 张更生，原名张锡伦， 1914年1月生于白穴口村，自幼聪慧好学，20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家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北大他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并改名字为“更生”，寓意和他出身的地主阶级划清界限，重新获得新生，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复兴中华。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了，他从北大回到老家，等候时机，立志投笔从戎，杀敌报国。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1月，张更生赶集时看到了一张署名为朱德的布告，得知八路军东进纵队来到南宫县苏村，心情非常激动。他对家人谎称到外地上学，找到了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参加了八路军，在东进纵队政治部任干事。由于他有思想，有才华，工作能力突出，很快，他被派往新河开辟工作。
129师挺进冀南
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司令部旧址 张更生来到新河后，积极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道理。3月27日，新河县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张更生任宣传部长。同月，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新河县委成立后，被推选为战委会党组书记。在国难当头之际，战委会举起抗日救国大旗，爱国青年积极响应，战委会很快发展到180人。
张更生还积极深入乡村，建立各级战委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组织。他和贾秋渔、张雨辰等同志在北张化村举办军事训练班，先后培训了400多人。又从中挑选100多名优秀青年成立了新河县抗日游击队。张更生亲自给学员们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日本侵华史、抗日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编辑出版《抗日周报》，组织文艺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演出；教小学教师和青年、儿童唱抗日歌曲。他还亲自做工作，把原县保安团的官兵编入县大队，壮大了抗日武装队伍。
正当新河县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新河县石海珊政府执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实行一党专政，开始对日益壮大的人民抗日力量进行压制，在战委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也挑拨离间，制造麻烦，给抗日工作带来重重困难。 面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倒行逆施，张更生等人与之做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组织革命群众到县政府和县党部门前示威，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揭发他们的破坏抗日行为，并亲自到南宫向上级做了汇报，提出改组战委会的要求。冀南军政委员会和四特委经过研究，派八路军李林支队来新河协助改组工作。4月27日，通过选举，新河县改组县战委会，董光权为战委会主任，张更生为副主任。徐向前副师长曾勉励他说，“这就好开展工作了。” 1938年11月19日，新河县发生了国共摩擦事件，战委会第二、三中队途经仁让里村时，被国民党赵云祥的铁军包围缴械，人员被扣押。张更生与王益之到南宫向上级汇报了事件经过，徐向前认为事件性质严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交涉，赵云祥自觉理亏，不得已归还了战委会的人枪。这就是震惊冀南的“仁让里事件”，此事给战委会造成严重损失，张更生被迫暂回南宫工作。但这次重大挫折，并没有消退张更生的革命激情，相反，困难磨练了他的坚强意志，斗争使他积累了经验教训。1939年3月，冀南区党委、冀南行署再次调张更生回新河，与新河县委一起筹建新河县抗日民主政府。 张更生回到新河后，一无钱，二无人，白手起家，迎难而上。他从南宫战委会借了200块大洋，买了些笔墨纸张，开始办公。他与县委书记王建德走访在“仁让里事件”中被冲散的战委会干部，动员他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经过他的努力，1939年3月上旬，新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沙里王村成立，张更生任县长，兼新河县游击大队队长。 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张更生带领县大队每天晚上到各村缉拿匪盗，对罪大恶极的坚决镇压；对一般胁从人员，教育释放，或者收编入伍；对那些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抢劫的“义勇军”、“救国军”等杂牌军，经过政治思想教育，一旦条件成熟，就编入抗日队伍。一次，张更生在给土匪做工作时，竟被开枪打伤了胳膊，子弹穿进深处。他绑缚着伤口，用毛巾挎着胳膊坚持工作，直到1949年子弹才自动脱落。
反动地主武装孙圣会，有三千多人，配有大刀、长矛和长枪短枪，遍布新河、宁晋、冀县的八十多个村庄。他们煽动群众抗缴抗日粮款；阻止抗日人员进村工作；绑架党政干部、收缴干部枪支；还组织八百多人在寻寨向抗日政府和游击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打死七名游击队战士。为镇压这个反动组织，张更生协助四分区基干营在东团村将他一举击溃，之后他又到各村逮捕首恶分子、收缴武器、解散会坛，很快平定了农村暴乱。
1940年春，一些不法分子购买吸食鸦片。县抗日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吸食和购买鸦片，违令者就地正法。一天，张更生接到报告，说东小漳村安老惠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还借开药铺之际贩卖鸦片，并依仗门婿张更生是抗日政府县长，给孙圣会头头说情，从中受贿。张更生问行政科长韩伦峰：“此事当真？”韩伦峰似乎有些不便开口，只含含糊糊地说：“别的干部也有反映。” 为了弄清真相，张更生派警卫员假装烟民前去购买大烟，当真买了回来。这一来，老丈人犯法，罪证确凿。他立即派公安科将安老惠抓来，经过审讯，张更生亲自批准，判处死刑。消息传开，大家纷纷为安老惠求情。三区长杨恒君、行政科长韩伦峰、公安局长苏廷，都说“经过教育，改过自新，不再违法就行了”。 张更生却严肃地说：“安老惠犯了法就是罪人，决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岳父就搞例外。”张更生的结发妻子也闻讯赶来，声泪俱下，苦苦哀求：“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你上大学，他给你寄钱，供你读书。你受后娘虐待，长住我家，俺爹哪一样错待过你？现在你当了县长，有恩不报，翻脸不认人，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你要是不饶俺爹，我也就不活了！”张更生没有被动摇，他坚定地说：“岳父过去的恩义我知道。但亲情是亲情，国法是国法。如果只讲个人恩怨，不讲国法，就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他的罪行谁也没办法承担！”没过几日，安老惠就被枪决了。 张更生秉公执法，大义灭亲，受到冀南行政公署表彰。新河县抗日军民对此无比钦佩，人人赞颂，因之产生的一句歇后语“张更生枪毙老丈人——公事公办”流传至今。根据张更生的故事，冀南民间艺人还编成一段河南坠子，唱词道： 板鼓一敲响叮咚，说段小曲奉献明公。 你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奸来爱听忠； 爱听奸的咱唱老蒋，爱听忠的咱说毛泽东； 爱听武的咱说陈再道，爱听文的咱说杨秀峰； 能文能武的是徐向前，酸甜苦辣的是张更生。 张更生，是北京大学的肄业生。 “七七事变”回到老家白穴口，投笔从戎参加了子弟兵。 二十四岁参加了共产党，为新河县抗日救亡立下头功。 抗日政府县长第一任，为禁毒杀了他的老岳公…… 这个段子，在冀南大地传唱不衰。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成立了以步勉之为县长的国民党新河县政府——“第二政府”。张更生坚决执行“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方针，于1940年2、3月间，带领县大队配合八路军青年纵队，把国民党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和国民军残部赶出新河县境。随后他又带领县大队把驻在西小漳的“第二政府”和县党部驱散，击毙了顽固县长步勉之，对策动抗日游击队反水的国民党特务也给予严惩。
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张更生带领抗日游击大队向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游击作战。1940年3月，张更生率部在沙里王村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杀敌多人。1940年8、9月间，为配合“百团大战”打击敌人，张更生带领县大队袭击敌人据点，截击敌人汽车，破公路，割电线，还到百里以外的高邑县破袭平汉铁路，阻止日军南下。各区中队、村自卫队、模范班也四面出动，捉汉奸、锄特务，袭扰敌人。挽庄游击小组郑尊三等人，设计抓住了大汉奸贾鲁泉交给县政府处理。张更生不顾个人伤势严重，用毛巾挎起疼痛的胳膊，亲自审问，并在苏章村召开万人大会，把新河县这个头号汉奸处以极刑。从而鼓舞了抗日军民，震慑了汉奸及敌伪人员。 1940年春，新河县抗日武装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这时冀南二分区命令新河县把县大队一个连200人过渡到正规部队。所谓过渡，就是经过整训，把地方武装编入八路军正规部队序列，到前方作战。张更生与县委研究后，决定以大局为重，服从命令，派县大队副政委王一尘带队接受整编，还带走了三挺机枪、一百多支步枪、五十多匹战马，新河武装力量大大减弱。为尽快恢复武装力量，张更生与县委书记王建德，一方面大力扩军，动员青壮年参军，另一方面，采取向开明士绅借枪、给各村分派任务买枪、从土匪杂牌军中收枪、通过内线关系从敌人手中搞枪等办法，补充武器弹药。这样一来，新河县大队很快补充了一百多人，又向敌人发起主动进攻。 张更生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杰出的战斗指挥能力，使敌人非常惊恐，下决心将他除掉。从1939年冬天开始，敌人曾经三次写信劝降，向他保证“只要为皇军做事，仍保留县长职位”。他把劝降信撕碎，摔到送信人脸上，声色俱厉地说：“我宁做抗日救国的鬼，不做日本强盗的官！”敌人劝降不成，便又悬重赏捉拿，活的赏大洋一千，死的八百，还派出大批特务侦察张更生的行踪，妄图杀害，却都是枉费心机。敌人气急败坏之下，拆毁了白穴口村张更生家的两处宅院，将砖瓦木料拉去修了炮楼，还扬言要逮捕张更生的爷爷，以此来要挟张更生。敌人的威逼利诱并没有吓倒这位年轻的县长，相反更激发了他坚决抗日、杀敌报国的决心。
1940年10月，张更生在新河县坚持抗战工作三年后，被调往冀南军区党委工作。任冀南地区文化抗日救国总会主任、冀南地区党委宣传部干事、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南日报》社副社长、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华北《人民日报》研究室主任、《北平解放报》副主任。这一时期，他亲自撰写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1949年夏，渡江战役胜利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张更生被调任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随大军南下，此后他在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整党建党，开展合作化等运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建立和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建设祖国南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社长，昆明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云南省文化局副局长，中共云南省委科教部副部长等职。1982 年7月，张更生从云南省委科教部离休，革命生涯长达四十四年。
张更生自当年告别家乡，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此去多年，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他这次回来，是作为建国前曾经在新河工作的老干部，被县里邀请过来参加“新河县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的。工作结束，他向县里提出来一个请求，想到阔别四十年的老家白穴口村去一趟。虽然家里已经没有很近的亲人了，但还是很想到家乡故土上走一走，看一看。县里满足了他的要求，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送他。临近村口，他就提前下了车。他说：“我是白穴口村人，坐车进村会被认为是摆官架子，是对乡亲们的不礼貌，我要步行进村。”就这样，一个67岁的老人，一位功勋赫赫的革命功臣，一位阔别家乡多年的游子，一步步走进了生他养他的村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想此情此景，张老内心一定会感慨万千吧！饱读诗书的他，是不是会想起贺知章的这首《回乡偶书》呢？ 是啊，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他离开时日本鬼子还没有被赶跑，现在全国都解放三十多年了。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正在进行。原来的老人们大都不在了，儿时的小伙伴，也都变成了白发老翁，村里又有多少人能够认识他呢？ 好在村里还有几个老人认识他，乡亲们都熟悉他的名字。他在大家的指引下，首先来到了前街东头一户人家，看望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也就是原新河中学校长贾永平的母亲。由于村大队支书宋俊庆不在家，时任村副支书兼大队长的李恒春闻讯前来作陪，向他详细介绍了村子里的一些情况。当听到改革开放后村子的发展和各种巨大变化时，他不停地点着头，一个劲地说好，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祝愿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他在老人家座谈了有一两个小时，不时有乡亲和本族人前来看望，还有一个当年为他站过岗的老游击队员张社仓来看他，每次来人，他都是起身相迎，握手寒暄，态度和蔼可亲，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一口乡音，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随后，他在李恒春的陪同和乡亲们的簇拥下，到村子里转了一圈。在大街上，他遇到大人都要亲切地打招呼；碰到大一点的孩子，都要弯下腰来，亲切地抚摸一下头；遇到小一点的孩子，都会抱起来，亲一亲。也许，我们无法猜测到他此时的心情，但一定是非常亲切的，非常幸福而又非常激动的。他自从青年时立下宏志，早已以身许国。为了人民的翻身，民族的解放，他抛家舍业，出生入死，战斗了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吗？如今，看到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尤其是看到祖国的未来——老家的孩子们，他心里能不高兴吗？虽说村子里没有亲人了，但故乡的每个人不都是他最亲的亲人吗？
现在的白穴口通过新能源发家致富 他也到自家的旧宅子所在地看了一下。这里早已成为了村民的住宅。他示意不要惊动这户人家，没有进去看。当年，日本鬼子拆毁了他的家园，如今房子没有了，家也没有了。他革命了一辈子，可是并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家人。爷爷没有等到他回来，临终喊着他的名字含恨去世；由于当年他枪毙岳父一事，严重伤害了妻子的心，后来他随军南下，妻子没有选择跟他一起走，最终导致家庭破裂，还留下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九五八年闹运动，由于家里成分不好，他的亲弟弟锡甲和弟媳被村里开会批斗，由于不堪忍受屈辱，当夜双双悬梁自尽，年仅三十多岁。这些都是他一生最深的伤痛。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都一一默默忍受了。 后来，本村有个叫胡松岭的人去云南为供销社购买竹竿，找到了张更生。张更生很热情地招待了这位同乡，并委托他给本村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路庆东捎回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要将老家的一处祖宅，即自己亲弟弟锡甲的宅子无偿献给国家，村里不留任何遗产的意愿，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不计个人恩怨，一心为公的高风亮节。 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后，张更生要走了。乡亲们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到了村口。登上吉普车之前，他最后回望了村子一眼，频频向乡亲们挥手致意，依依惜别，眼中噙满泪花……他心里一定在想，自己年岁已大，又身处南疆，远隔家乡千山万水，此去一别，不知何时还能踏上这片魂牵梦绕的故土？ 遗憾的是，家乡再也没能等到他回来！2005年7月，张更生在云南逝世，享年91岁。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张更生是新河县白穴口村走出的优秀儿女，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英雄，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他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大义灭亲、一心向党的崇高品质；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的英雄气概，将会永远被党和人民铭记。三年前，我参与编写《古今诗人咏新河》一书时，曾为之作诗一首并收入该书：
咏革命先辈张更生 如今，白穴口村口那个庙台还在， 闲暇时，人们还会在这里闲坐聊天，还会说起张更生最后一次回家的事儿，以及他抗日的那些事儿…… 写于2021年五一劳动节 (编辑：思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