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已经泛黄的老报纸上有一篇题为《张爱玲遣嫁有期》的文坛八卦新闻，可作为研究张爱玲的资料。文中说有“文坛女纵横”之称的苏青和张爱玲“各有撑腰文人在后，苏青是陶亢德与柳雨生，张则有袁殊与胡兰成。”此文流露出对苏、张二人的讥讽之意，因为她们背后“撑腰文人”的名声实在不好。当然，我们有时也会因为资料的有限、思维的局限，无法看清历史尘烟中那些人的真实面目，而人云亦云。今天的读者们对背叛了张爱玲的胡兰成还能有些了解，却对袁殊感到陌生，所以这里说说袁殊与张爱玲的关系。

　　袁殊生于1911年3月29日，本名袁学易、学艺，化名曾达斋，父亲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后任职于国民政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袁学易改名袁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政界和文艺界，左翼作家，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身兼中共秘密党员、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国民党中统、国民党军统、日方岩井机关、汪伪、青红帮七重身份。四十年代成为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潘汉年领导。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1945年10月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所谓的“多面间谍”，现在有了解他经历的人称他为“史上最牛的多面间谍”。1955年，他因“潘汉年案”牵连，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获平反。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他著有《袁殊文集》，是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和《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伪装自己的身份，隐藏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

　　袁殊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刊杂志，是中国提出“报告文学”概念的第一人。袁殊文笔甚健，诗文俱佳，且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了解其才华的人都认为，他如不“改行”，可能不逊于同在二、三十年代出道的许多著名作家。袁殊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袁殊还是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幕后炒作高手，有人认为是他一手捧红了张爱玲。1975年春，袁殊羁縻于武汉军都山劳改农场，他以《自嘲》为题作诗一首：“竖子昂藏五尺躯，腹空咄咄缺诗书；曾掷黄金若粪土，琴心剑胆小侏儒。每读艰危无字书，不惜身命未踌躇；人间了无私仇怨，爱拍苍蝇扫蠹鱼。”这首诗表达了他不惜毁誉打入敌人内部，对其追求事业的赤胆忠心，也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大度。

　　左翼作家柯灵曾撰文介绍张爱玲，文中深为她因“出名要早”而将自己的小说登在汉奸背景的《杂志》并将《传奇》的初版交由“杂志社”而惋惜。看到“袁道之说”博客有关于“张爱玲与袁殊”的内容，这几天看陈子善的文章，才知道其中的情节之复杂，不仅张爱玲都想不出来，大概连柯灵听了都要伸舌头。“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在杂志社出版《传奇》初版本，就都与袁殊有关。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关,都应该是袁殊拍板决定的。” “一九九二年八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绍其风云诡谲的生平时,特别指出：袁殊在上级的授意下,‘公开投敌’，串演反派角色，但还主持一张报纸——《新中国报》，和一个刊物——《杂志》。而且，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性质，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真正汉奸报刊所起不到的作用。（赵风《袁殊传略》，附在92年版《袁殊文集》中。）事实上，当时的《杂志》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掌控之中,主编吴江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此看来，张爱玲在沦陷时期为《杂志》撰稿(她也曾为《新中国报》副刊撰稿)，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张爱玲的《小团圆》里面有一句话：“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张爱玲致宋淇，1976年4月22日）这件事及袁殊的真实身份张爱玲是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的，隔了三十年还记得，张爱玲也许还知道许多“秘闻”。

　　袁殊抗战期间出任过江苏教育厅长，后来“杂志社”在《传奇》初版本问世后举行的“《传奇》集评茶会”，也是地下共产党人鲁风和吴江枫主持的。陈子善认为，“《传奇》初版本被列为‘杂志社丛书’之一，足见当时袁殊、鲁风等中共地下党人对张爱玲文学才华的赏识，小说创作成就的器重。”

　　据说夏衍是真欣赏张爱玲的才气，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提到，“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个。抗日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1950年1月，在时任上海文化局长夏衍的推荐下，张爱玲参加了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坊间流传着这样的情节，张爱玲进入会场后蓦然发现：“不论男男女女，都着灰蓝中山装，只有自己穿了一身旗袍，外面还罩了一件网眼白绒线衫。” 这时丁玲过来悄声的指责她如此大胆，为什么不和大家统一。张爱玲晚上回去后就做出决定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临行前和她姑姑约定从此不再通信，不再有任何一种联系方式，除非是两个人见面。

　　张爱玲的人生是审美性的而非功利性的，她也不屑于改变自己的风格。她认为衣服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一种个性、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当她看到满座都是中山装后很是担心：“我害怕失去自己。”（本文写于2018年10月23日，首发于“独立作家”）。
 

　　作者简介：千思，原名吕谦诗，作家、学者。生于辽宁兴城，现居沈阳。多年从事教育和文化传媒工作，现任辽宁某学校校长，华夏传统文化教育网执行总编。千思文化读书会创办人，张爱玲文学奖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