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中国现当代史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胡耀邦的研究，是全球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显学”领域之一，大致来讲，胡耀邦是海内外当代中国研究中位居“第一序列”的重要人物。胡耀邦之所以能被学界纳入视野，倒不是因为他当总书记时间有多长，权势有多大，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特殊性以及他身后的种种潜在影响力，使得他是成为观测中国动态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关于胡耀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胡耀邦去世后，对他的回忆研究一度是禁区，1994年，《炎黄椿秋》杂志率先发表了张江明（原广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念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1995年，在胡耀邦诞辰80周年之际，一些报刊又陆续发表了于光远、戴煌、吴江等人的纪念文章；1998年，第一本研究胡耀邦的专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的问世推动胡耀邦研究逐步突破禁区，让胡耀邦日渐回归公众视野。

　　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直到2005年是第一阶段。这期间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虽然少，但是份量都非常重，绝大多数是出自名家之手，作者包含张爱萍、胡启立、费孝通、田纪云、李昌、杜润生、于光远、任仲夷、闫明复、龚育之、伍精华、何载、李普、吴象、曾彦修等人。他们多数是与胡耀邦有深刻交集的高级领导人，并且思想解放、理论素养高，所以他们的文章既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至今仍是研究胡耀邦及80年代的重要经典著作。

　　2005年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诞辰纪念会以来，对胡耀邦的研究几乎全面“脱敏”，成果一下子丰富起来，每年都有上百篇成果出现，还有不少专著出现，胡耀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期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对胡耀邦从回忆纪念，变为研究思想，比如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的《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二是研究力量从与耀邦有交集的党内干部，扩展到学者层面，不仅王占阳、王海光、萧冬连等知名学者开始涉足耀邦研究，还出现了数十篇研究胡耀邦的硕士博士论文，其中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钟德涛教授指导的最多。

　　在诸多胡耀邦研究著作中，笔者认为以下几部最值得关注。

　　1.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和唐非合著的三卷本《胡耀邦传》（内部稿）。几位作者除了唐非外，都曾经在团中央工作过，其中张黎群曾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他们对胡耀邦的思想既比较熟悉，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又身份特殊，有机会查阅中央存档的原始档案，因此，这套书非常有内容深度，全面介绍了胡耀邦的历史贡献及思想发展脉络，属于中共领导人传记中思想性最强的一部。2005年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这套书的第一卷，全三卷也在2015年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不过删除章节太多，尤其是第三卷。

　　2.盛平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盛平长期致力于胡耀邦研究，他掌握的资料是最全面、最权威的。《胡耀邦思想年谱》是集所有研究耀邦的资料之大成，内容非常翔实，达130多万字。这些年，他又搜集了很多资料，可以再拓展100万字。这本书也是研究改革年代的一本重要资料，傅高义先生写《邓小平时代》很多是参考了这本书的内容。后来傅高义先生为了写胡耀邦传记，几乎每天都翻阅这本书，书页都被翻地发毛。

　　3.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的《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在专著里面也是水平很高的。沈宝祥教授曾经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来做过《理论动态》主编，既是历史亲历者，又是水平很高的理论家，所以他的专著深刻翔实的还原了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时期的经历。

　　4.胡耀邦子女胡德平及李恒回忆父亲的著作。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德平著的《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这本书轰动效应很大，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一。由于胡德平本身就是一位经济领域的学者型高级领导，所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常规的叙事型回忆录，更是一个以政治家的视角研究胡耀邦思想的理论型著作，为我们从专业角度揭示了过去所不知的胡耀邦对消费、国有资源管理体制、环境保护、反对封建主义等思考，这些思考都非常具有现代价值，堪称政治家子女研究父辈的一个深刻而客观的著作。

　　而李恒在香港出版的《回忆父亲胡耀邦》，并没有局限于个人与父亲的交往，而是从家人的视角全面阐述胡耀邦的人生经历，由于作者能够掌握众多一手史料信息，毋宁说是现在市面上可以见到的最翔实的胡耀邦传记性著作。

　　5.曾志、薛暮桥、杜润生、谷牧等人回忆录关于胡耀邦的记录也非常有价值，这些领导人并没有为了出版方便，而隐去耀邦的有关事迹，而是如实还原历史真相，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

　　6.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Ezra F.Vogel）对胡耀邦的研究，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就对胡耀邦着墨很多，在这写作过程中，他意识到胡耀邦的很多改革思想是超越邓小平的，因此对他产生了兴趣。傅高义的晚年一直在致力于搜集胡耀邦相关资料，希望写一部胡耀邦传记，但是天不假年，仅完成部分章节，去年突然去世，成为耀邦研究的一个遗憾。另外，傅高义的另一位哈佛同事，同样也是费正清弟子的Goldman夫人（曾任希拉里导师），她对胡耀邦也有专门著述研究，不过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往往为人所忽视。

　　从总体来讲，经过20多年的积累，思想界目前胡耀邦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可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积累并不是像其他领袖思想研究那样，是官方组织的，投入了巨大人力财力资源，有丰富档案为基础的。而胡耀邦研究都是个人出于情感和道义自发的，他们以高级干部和知名学者为主，既面临档案缺乏的困境，又没有资金支持，但是由于研究队伍思想学术修养较高，是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这一切都为未来更高水平的胡耀邦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作为一个接触耀邦研究多年的一个后进生，笔者并不觉得我们对胡耀邦的研究做的有多么完善了，已经达到多么高的水平了，突出的表现是没有高水平传记、系统性的思想研究专著或高水平研究论文问世（像在西方，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往往传记就有数本、数十本，各种成果争芳斗艳），目前的研究还是初始阶段的，并且有点类似社会启蒙的味道，这与胡耀邦本身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价值，是不相称的。对于如何更好研究好胡耀邦以及80年代，笔者有一些粗略看法。

　　第一完整梳理胡耀邦思想发展脉络，重视对拨乱反正之前的胡耀邦的研究。目前对胡耀邦都是聚焦于1978年他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经历，然而作为一个思想“先知”的胡耀邦，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他的思想可以说是源于延安的新民主主义实践，顿悟于对“大跃进”的反思，成熟于60年代在湘潭、陕西两次地方任职。到“文革”前，胡耀邦的对“左”倾错误以及当时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就已经非常全面了，他在1964—1965年陕西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的“百日新政”，可以说是拨乱反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的提前预演。

　　1969年中共“九大”前，胡耀邦给毛泽东上书，毫不隐晦指出完全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实质是“全民所无”，是贫困之源，这是何等超前的认识，其目光穿透力不亚于当时正在牛棚中沉思的顾准。所以，研究胡耀邦要把目光放在1978年之前，这也是他精彩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正确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改革的一个窗口。仅就事实本身来讲，“文革”前的觉醒探索者，不仅有邓子恢、曾希圣这些人，还有胡耀邦，这也是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第二，避免道德化，更应该聚焦于研究他的思想。现在很多人研究胡耀邦，喜欢研究他的道德和不平凡人格，社会上也深受此影响，人们对胡耀邦的了解也往往局限于道德侧面，怀念他只是因为觉得他是一个道德高尚、清正廉洁的好人。道德品质纵然是胡耀邦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中国历史上清官、好人常有，而胡耀邦不常有，这就是因为胡耀邦不仅人品好，还具有超越时代束缚、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体系。胡耀邦之所以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为人所称道的选择，不仅在于他的道德使命感，也在于他的思想的洞穿力，能敏感察觉历史潮流。所以，胡耀邦的道德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但是他的思想是更值得挖掘的财富。

　　第三，完整梳理他的思想。目前对胡耀邦思想的研究，仍旧是集中在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改革这些传统层面，而忽略了他在经济、外交、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思考与贡献。长久以来，改革史的书写以邓小平为中心，隐晦了很多历史细节，忽略了胡耀邦等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作用。

　　比如，在经济方面，胡耀邦是农村改革的核心推动者之一，万里自己曾经说，联产承包一开始只有耀邦在坚定支持，如果没胡耀邦事情不可想象；胡耀邦还主持起草了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了中国要实现商品经济，告别计划经济；胡耀邦是最早提倡发展民营经济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光彩讲话（《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是中央第一篇系统明确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讲话，今天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慈善组织——中国光彩促进会，就是纪念他的这篇讲话的。

　　再比如，他率先对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破冰，促进教育和科技去行政化；提出了保护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思想，主导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外交领域则率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如此等等，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点，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海外中国研究谈很多领域的问题，都还得从胡耀邦谈起。

　　第四，重视胡耀邦与80年代主要人物的关系研究。80年代是英才辈出、群星璀璨的辉煌年代，光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就好几十位，他们都是才华和能力非常突出的佼佼者，胡耀邦几乎都跟他们有交集。尤其是80年代政治核心的胡、邓、叶、陈、华、赵、万、李等之间的关系非常有研究价值，可以解决很多历史谜团或认识误区。

　　比如，认真研究胡邓关系，可以解决很多改革史谜团。很多人认为胡耀邦是邓小平的门生和代理人，其实胡耀邦更多是与叶剑英具有长时间的上下级关系，“文革”前与邓小平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情谊。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完全是出自良知和责任自发行为，而不是受邓领导或指使的。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他实质上有相当的独立行使权力的空间，80年代改革，并不是人们习惯认为的那种邓决策——胡执行的模式，而更多是胡决策——邓认可的模式，胡邓虽有权势高低之分，但是他们更多是推动改革的合作者或同志的关系，而不是庸俗的代理人关系。

　　再比如，很多人想当然觉得胡耀邦与华国锋是政敌，其实早在“文革”之前他们就一起共事，并且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文革”后，华国锋主动启用胡耀邦，促成他的复出，基于对胡耀邦长期积累的信任，华国锋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并没有采取强烈的压制措施，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也一直反对让华国锋辞职，希望他可以继续担任中央主席，即便后来胡本人不能左右权力安排，也依然尽可能尊重照顾华国锋。了解胡华真实关系，可以解开历史转折时期很多事件的原委，他们的交往史也给我们呈现出政治家之间难得闪耀人性光辉的一面。

　　另外，胡耀邦还是一个承上启下政治人物，他对中国日后二三十年的政治格局也有深刻影响。内行的视角来看，中共历史上最善于选拔人才的伯乐有三位，分别是周恩来、胡耀邦和朱镕基。建国初的治国经略之才多数是周恩来在不同时期的老部下；改革前期的人才，其中以胡耀邦在团中央期间培养发现的最多；新世纪的财经界高级主管，多与朱镕基有关。虽然胡耀邦日后淡出政治舞台，但是他所启用的干部却以后领导中国，他对身后中国的影响亦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第五，研究视角。其一是立足于中国转型高度的视角，胡耀邦并不单纯是人物史、专门史的一个领域，胡耀邦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时、将来时，胡耀邦研究的更大价值是为中国未来发展转型提供一些借鉴。

　　其二是专业化的视角。正因为胡耀邦所面对的问题，仍然是当下社会发展转型仍旧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很多领域胡耀邦的思想及改革措施的研究，单靠传统国史党史的研究模式是不够的，需要专业化的视角去梳理。这方面不是没有先例，何方先生（原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长）及夫人宋以敏对胡耀邦外交观念的研究，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赵树凯对胡耀邦与农村改革的研究，人口学家陈剑对胡耀邦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张文魁对胡耀邦经济思想的研究，读起来都让人耳目一新。

　　其三是全球比较的视角。邓胡开启的中国改革，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及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的改革与世界有什么关联，80年代的全球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了，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研究胡耀邦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的确，对胡耀邦及80年代改革史的研究，不仅可以在观察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获取智慧，他闪耀的人性光辉和真知灼见，亦给人无穷的正能量。中国的知识界有责任把胡耀邦等老一代改革家研究好，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未来改革事业的鞭策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