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他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有象我们这样命运多舛。 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他心灵深处都曾被我们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荡过;而我自己知道,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象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把我投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这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 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 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罕见的。我于一八八一年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不过,在今天的地图上己找不到它:它已经不留痕迹地被抹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历经各国的首都,然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却不得不象一个罪犯似的离开了它。我用我的母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在那里被焚为灰烬,但正是在那个国家里,成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为一个宾客;即便在我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也已经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 在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觉得:变迁未免太多了一点!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间,在我的扶援直上和节节败落之间,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同样,我也不时觉察到,当我说起“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象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我和那里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我曾经在那里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愈来愈不一样,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之内而感到惊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作比较时,更是如此。 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是以一致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门前。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也在什么地方发生过战争,不过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那只不过是一场小仗,而且是在遥远的边境线上进行,人们听不见隆隆的大炮声,再说半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被人们所忘却,成了枯萎的一页历史。老一套的生活又重新开始。 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切都不会重复,已过去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也不会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谨,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略微年长一些的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每次是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第一次大战是站在德国这一边,第二次大战是站在反德国这一边。 我在战前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