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纲领性的自觉情条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所有这一切兽行是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 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且看: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话可以在同一秒钟之内传遍全球,从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原子的裂变战胜了最险恶的潜伏疾病,这些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几乎每天都在重演。总之,在我们之前,作为整体的人类,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再重复一遍。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先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在受伤的人尚未被抬出他们的房屋以前,我们在欧洲的自己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发生在一千海里以外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亲临其境。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介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保险地方了。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再说,一个人必须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任自己去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一个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确切地说,一个被驱赶着、追逐着——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就会比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具有更多的阅历。况且,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仍然处在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的转折之中。所以,我把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告一段落,并不是完全没有意图的。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不过,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对我不利但又极具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环境下来写自己这些回忆的。即,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客居异乡和缺乏任何能帮助我记忆的材料条件下来写这些回忆的。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手头没有任何一本书、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一封友人的书简。我也无处可以问讯,因为在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说,由于检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我们每个人又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几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所以,关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我自己脑子里的记忆。至于记忆之外的其他一切,眼下无法找到,或者说已经失掉。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已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对失掉的一切从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恰恰是我的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吧。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睿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认为应该忘却的。唯有自己想要保存下来的事,才要求为他人而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和选择的,并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为他人而作的回忆,但这些回忆也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维也纳街头的排犹广告,曾孕育维特根斯坦、茨威格、卡夫卡等犹太思想家、艺术家的城市,在排犹主义下最终奄奄一息,世界主义早已不复存在。绝望的茨威格选择了与他的城市和世界一起死去。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