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摆渡经典入瀚史(文学期刊掌门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最能够反映世道演变、文化思潮、民情风俗的文化样式，同时，也最具有陶冶人心与引领社会风气的精神力量。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文学以期刊杂志为载体开始集中涌现，不仅在印刷史，更在文学史与文明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期刊杂志就居功甚伟。文学革命的先声，便是首见于《新青年》。此后，以《小说月报》《创造季刊》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刊物，与时代同频共振，从理论批评、翻译介绍，到创作实践，全方位地参与到当时的文学生活中，直接影响与引导了新文学的发展路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与批评家，都有活跃于期刊杂志的经历与背景。可以说，期刊杂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真切看到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看到社会思潮起伏、变化的脉动——这正是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学期刊、做“文学期刊掌门人”系列对话的原因。

　　——编 者

　　谈及新中国的文学期刊，首先应推《人民文学》，因为《人民文学》是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她独特的历史、文学地位，是与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息息相关的。创刊至今，除“文革”期间被停刊之外，《人民文学》一直是推出中国本土优秀作家、作品的重要阵地，记录了当代文学的跌宕起伏、曲折发展。围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学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这个话题，我们与《人民文学》现任主编施战军进行了对话。

　　问：《人民文学》活跃于当代文学的创作前沿，刊发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现任主编，你如何理解《人民文学》的传统?

　　答：《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茅盾是首任主编，他写了一个发刊词，界定了《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与任务，直到现在，这个发刊词仍对《人民文学》具有指导意义。从茅盾开始，历经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袁水拍、李季、张光年、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一直到我的上任李敬泽，《人民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体现文学的人民性与时代性，服务人民大众，富于时代气息。《人民文学》曾发表过不少优秀作品，参与了文学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就勇敢地登载了一系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的作品，其中包括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实实在在地引领了“改革文学”的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文学》把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摆渡”进了当代文学史。《人民文学》也素来有志于做这样的摆渡者，把真正优秀的作品选出来、传下去。

　　问：真正的文学刊物自诞生至今虽只百年左右的时间，但与文学史的关系实在密不可分。没有文学刊物的铺路、奠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厦是建不起来的。

　　答：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新潮》推出了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等名家。茅盾、郑振铎等人主编的《小说月报》，推出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巴金的中篇处女作《灭亡》、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再如，《语丝》《萌芽》之于鲁迅，《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之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新月》之于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大半的内容，都与这些文学刊物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也一样，文学期刊是刊发优秀作品、推出实力作家、引领文学潮流、繁荣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地，直接参与了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影响与塑造了文学的形态，它本身就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期刊的编辑队伍里，活跃着很多一流的作家与评论家。

　　问：现在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文学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中心，甚至有人喊出了“文学已死”。你认为文学在这个时代还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吗?

　　答：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文学已经没落了。其实，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真心喜欢文学的人都挺多。就整体而言，文学与文学期刊都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把巨大的热情投入文学之中，其实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那是文学能量在写作和阅读上共同的异乎寻常的大爆发。反倒是到了今天，随着这种热情的消退，文学回归了常态。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留下来，成为文学坚定的支持者与建设者。

　　我们需要看到，文学是折射时代风貌、塑造社会风气、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支点，文学是火炬，是灯塔，这种意义与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们今天办文学期刊，首先就应树立对文学的自信。现在社会文化层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娱乐至死、颓靡不振、精神碎片化等，这个时候往往正是文学上呼唤大家、呼唤大作品的时候，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家、作品多多出现，以深沉疏朗的文学表达，鼓舞一代青年，引领天下风气。

　　问：《人民文学》其实在从事一种文学观的建构工作，这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答：一方面，人民性是我们的根与魂，文学创作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融入生活、融入时代，这是最重要的标准。我们倡导“非虚构”文学，正是希望作家走到人民中去，走到生活中去，而不要向壁虚构。

　　另一方面，要有经典意识。过去的60多年里，《人民文学》发表的、已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品，数量不少，我们今后还将朝这个方向努力。编选文学作品，就应立志为时代发现经典、留下经典。经典作品常常无法从市场上立刻显现出来，反而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吹尽黄沙始到金。

　　问：诸如黑幕小说、盗墓小说一类的通俗文学，一直很有市场，但《人民文学》为何要坚持纯文学的路线?

　　答：通俗文学更有读者，历来如此。即使是在“五四”时期，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那样的类型化文学，也是最走红的。那时候，鲁迅想介绍外国文学，就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结果只卖出去几本。但是，鲁迅并没有因此就去写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那批“五四”作家，都坚持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影响到了后来的青年。他们是真正心中有读者的作家，就像巴金所说的那样，“把心交给读者”，他们不是为获得钱财，而是想把最真最美的东西捧给读者，用强健、理性的文化去影响读者。我们真应回望那些大作家的足迹，同时也审视自己的创作，这样，当今的大作家、大作品才能涌现。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