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给文学以时间、以尊严。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效益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人民文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就是纯文学的路线，立志于为人民大众办一份代表国家文学审美水平的杂志。如果我们刊发黑幕小说一类的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肯定很有市场，但我们不可能那样做，就是因为，文学期刊承担着社会精神建设的功能，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强健国民精神的塑造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期刊不能完全市场化。

　　问：以前，社会热点、文学话题常常是通过在各种期刊杂志上讨论、争鸣而扩展出去的。现在，则常常在网络上形成。文化热点更加趋俗化、从众化。你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

　　答：文化的推动和建设肯定不是通过制造热点来完成的，需要的是耐心、恒心的有序养成，需要长期建构起来的民族精神与自信力。从大的国家文化战略角度看，文化的大气势大气象，是文脉沉稳、气质刚健、面目清新的文化元素的集成体现。真正的热力是一种持久魅力的表征，需要更加内在地挥发，而文学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元素。文学是经由写人写心来面对社会和自然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希求文学成为社会的热点源、文化的热闹场，是小看了文学的功能。文学期刊更多承载的应是文学审美方位上的人文文化，文学指向的是世道人心。

　　问：人们往往喜欢以代际划分作家，如今“90后”作家已经登上文坛，你对现在的年轻作家整体印象怎么样?

　　答：江山代有才人出。文学须重视创作的梯队，我们设立了一个“新浪潮”栏目，就是专门给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新人用的。我们还特别注意从期刊外的渠道发掘优秀作者，马伯庸、张发财、陆蓓容等等，就是这样被我们找来的。

　　现在的年轻作家，尤其“90后”，势头很猛，路子很正，写得很好，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稚嫩。他们看的书比较庞杂，阅读的手段和资源呈现多元特点。他们比兄姊们少了些偏激，看问题比较中正客观。我对他们的文学未来有信心。

　　问：浸泡在文学编辑与评论的环境中，你觉得当代文学创作还存在哪些不足?

　　答：一是现实感和真切度不足。有一种写作者，不做踏实、扎实的创作准备，反倒是先入为主地抱定一种观念来写作。比如说农民工进城，多么大的规模，多么丰富的生活，但不少作家写这个题材，写到最后却面目相似，无非就是说进城农民工是受欺负的，他们的收入是被老板盘剥的，甚至比知识分子还喜欢沉浸在灵与肉的苦闷中……这可能也不假，但肯定不是真实生活的全部。不断互相重复地写这么几点，其实是在一厢情愿地设计、想象别人的生活。哪怕是稍微动动脑子，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仅仅是一个苦接一个苦，怎么可能会有千万人年年进城来务工?所以我觉得，不能满足于以概念化的想象去揣摩自己的写作对象，而应该老老实实地深入和体恤写作对象的实情和心思，这样才能写得真切、写出精彩。

　　另一个问题，是当代作家的生成性和力量感较弱。当代作家往往擅长写陷落的人，而不擅长写站立的人或成长的人。世界上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抚慰心灵和陶冶精神的品性——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不仅会写人的陷落，更会写人在陷落后的挣扎与站起，会展示向上的精神力量。可我们一些作家的作品，却是一陷到底，只能看到乱七八糟的尘世泥潭、零落无序的精神征象，以及病态无望的人物群像。作家精神建构的自觉和能力远远不够，所以不能在作品中展示生长和担当的力量——这样的创作现象值得反思。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2月10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