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农村题材电视剧需升级换代(文艺观象)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尹 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王丹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赵 彤(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主任)

　　核心阅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创作方法模式化，农村和农民形象也失去了现实深度和人性深度，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电视剧的走向

　　近期一些作品创造了一系列可感、可亲、可敬的新农村新农民形象，体现了对人物命运的深度关怀，令观众感到宛在眼前而又滋养心智，引领观众更真切地认知时代发展进程

　　实践证明，只有纵深体察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敢于并善于触碰农村的焦点问题，摆脱抄袭模仿、浮光掠影、二元对立的创作弊病，才能真正实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破茧成蝶

　　模式化创作和创作者对生活体验的懈怠使文本重复衍生，这部剧和那部剧看起来大同小异，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农村题材电视剧日益成为对农村远距离的简单想象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非艺术创作的外在律令，而是内在规律，电视剧创作需要一双想象的翅膀，更需要紧紧地贴着地面行走

　　张江：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历史的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关系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作为大众艺术形式，电视剧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和深刻地表现“三农”主题和农村现实，是对创作者的现实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挑战，也是对观众的文化责任感和审美认识能力的挑战。尤其是在农村迅速发展，农民生活大幅改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的现实境遇下，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农村题材作品，更是电视剧艺术无法回避的挑战。

　　“山乡巨变”要有表现力

　　尹鸿：今天中国农村的现实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基本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为农民带来了市场经济观念，带来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憧憬以及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以知青生活为表现内容的电视剧开启了新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先河。此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经典农村题材电视剧，如《篱笆·女人和狗》《山不转水转》《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黑槐树》《山野》等，这些作品不仅为老百姓提供了精神文化享受，也及时表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正在发生的巨变，奠定了中国电视剧关注农民命运、推动农村改革、传播现代文明的优良传统。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历了“山乡巨变”之后的农村逐渐淡出社会热烈关注的视野，媒介竞争也使农村题材艺术创作的市场接受度不断下降。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创作方法模式化，偶有少量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但更多作品不是表现老弱病残、天灾人祸的“苦情戏”，就是谈情说爱、滑稽逗乐式的轻喜剧。农村变得肤浅化，农民形象也失去了现实深度和人性深度。这种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电视剧的走向。

　　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冲击下正在经历新的变革。农村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农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重建，农村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科技兴农、环境保护、城镇化建设、教育均衡、农民工命运、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都成为关系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大问题，是艺术创作应该关注的重要题材。

　　在这种情况下，更加真实地面对中国农村的深刻改变，以建设性的态度表现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流趋势，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未来，是电视剧创作应该承担的艺术使命。有先进文化立场的电视剧，应该用一种不粉饰也不冷漠的现实主义态度，生动、丰富地去表现、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在深重的历史代价和现实困扰中蜕旧变新，为观众塑造出个性鲜明、代表时代精神的新农民艺术形象——他们既可能是土生土长的传统农民的新形象，又可能是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新农民形象，还可能是逐渐模糊了农民与市民界限的新公民形象。这些形象，将成为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之后自由、独立、富有首创精神的新时代的象征。

　　创造标本式农民形象

　　张江：讲好故事是电视剧艺术的本分，而讲好故事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塑造合乎生活逻辑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的精神光谱直接关系着作品的立意和审美意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近两年来出现了一批农村题材电视剧优秀作品，它们敏锐捕捉到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底色，对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人性的深度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等进行突破性的开掘，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现实具有标本价值。

　　王一川：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以往我们的农民形象塑造形成两种习惯性模式：一种是正面讲述主人公如何在改革与保守或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中凭借忍辱负重、自我牺牲或善良人品等方式化敌为友，赢得村民信赖，取得改革的进展;另一种则是通过主人公的一连串小品化或喜剧化故事去消解矛盾，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这两种习惯性模式的美学后果在于，农民形象几乎成了一成不变的符号，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和吸引力，与现实生活存在巨大落差。这种模式是对真实本身的扁平化。

　　与模式化描述、简单化处理相比，近期的一些作品尝试以历史参照、对比互映、环境衬托等方式，彰显典型人物的精神、智慧和情怀，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农民形象，值得关注。例如，《我的土地我的家》中的张二粮用高科技发展新型农村经济体，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社会角色的新认知，个性鲜明的人物身上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超越了平凡琐碎，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奏出了新与旧、爱与痛交织的改革协奏曲。《马向阳下乡记》在都市与乡村的文化落差中，在下乡干部与村中“精英”的博弈中，让“第一书记”马向阳走入农民内心，将带领农民奔小康的“公仆”形象融于富有智性精神的喜感情节中，增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主人公”的艺术魅力。以马向阳这一人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型农民形象群(刘世荣、刘玉彬和花小宝等)，让观众感受到当今农民的新风貌和电视剧艺术的感染力。《小麦进城》《女人当官》《当家的女人》则生动而集中地反映出农村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精气神，展现出她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内心期待。尤其是《小麦进城》中王小麦形象的塑造，突破了农村女性被关怀被救助的弱者模式，树立了一个凭借独立进取获得生命尊严的强者形象。她热情、坚毅，在对户口制度、城里人偏见、文化人成见等城市生活阻力的历次抗争中，成功地把风风雨雨化作彩虹桥，给自己和家人创造了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富于主体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进城农民形象，贴近今天的中国农民精神实际，有可信的生活基础。 (编辑：admin)